正医书局与《嘉祐本草》的编修

2019-09-02 作者:房产   |   浏览(58)

  不得不说,北宋朝廷对中华医学的重视可谓前所未有。以九位天子为例,除了在位五年的英宗、在位一年多的钦宗,其余七位帝王都十分重视医学,尤其是太宗、仁宗、神宗和徽宗在位年间,北宋的医学成就十分突出,众多经校修后的医学典籍和新的医学成果纷纷问世。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同样以天子年号命名的一部医学典籍《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后世又称《嘉祐本草》)在京师编修完成,成为继太祖《开宝重定本草》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官修本草。

  要说《嘉祐本草》,还不得不先说一说宋仁宗和他批准成立的校正医书局。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位帝王,在位时间41年(1022年~1063年)。这位仁慈宽厚、谦恭节俭、慎刑爱民的天子,在位期间曾多次与医政官商讨前代医学典籍的校勘、印刷和颁行之事。天圣年间,他与大臣们讨论医学问题时曾说:“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时集贤殿大学士张知白回答说:“古方书虽存,率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张知白的一席话引起了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下诏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等人校正《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即《黄帝八十一难经》《诸病源候论》(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均为不可多得的宋代以前的医学经典存本。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又命大学者丁度等人校订《素问》。皇佑三年(1051年),又命医家孙兆校订《外台秘要》(又名《外台秘要方》)等,为保存古代医学文献、促进医药传播做出了贡献。

  不仅如此,仁宗还命针灸学家、时任翰林医官朝散大夫的王惟一“纂集旧闻,订正讹谬”,编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并“肇颁四方,景世万代”,这是一部集宋代以前针灸学之大成的著作。天圣五年(1027年),他又诏令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即天圣针灸铜人)两具,开创了祖国医学模型的先河,是中医史上形象实物教学的重要发明;刻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仁宗为石碑亲笔题篆,与针灸铜人一并陈列于大相国寺内,“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对向大众百姓普及针灸知识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仁宗接受宰相韩琦的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订,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仁宗“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后由范镇、钱象先接任),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此后又有高保衡、孙奇、孙兆、陈检、秦宗古、朱有章等)为校正医书官。这一年,大宋专门校订中医药典籍的官方机构——校正医书局正式成立,这是北宋医政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仁宗对医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校正医书局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罢散,在短短的12年间,它从诏选医书官、制订编校计划、确定编校原则到布置编校任务,有一套严格的工作流程。它集中了当时精通医学的儒臣和太医,有计划地对宋代尚存的唐代以前医学典籍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考证、校勘,“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并经过雕版印刷而颁行全国。所校医书选本精当,有《素问》《针灸甲乙经》《本草图经》《脉经》《伤寒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论》《外台秘要方》等医学典籍11部。自此,北宋官刻雕版医书逐渐达到鼎盛时期,所校中医典籍成为此后中华医学古籍的定本,为保存和传承中华医学文献、促进中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人君,止于仁。”公元1063年,仁宗驾崩,“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这位开创了北宋“仁宗盛治”的一代明主,其治国功业从他对医学的重视和在位期间的医学成就中可见一斑。无怪乎南宋学者陈振孙曾在其《直斋书录题解》一书中感慨:“大凡医书之行于世,皆仁庙朝所校订也……呜呼,圣朝仁民之意溥矣。”

  校正医书局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编修《嘉祐本草》。在该书的编修团队中,掌禹锡(生卒年不详),字唐卿,许州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真宗天禧年间进士,曾任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时为太常少卿。他博学多闻,喜欢藏书,既是地理学家,又精通医学。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仁宗庆历年间进士,杰出的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时任殿中丞馆阁校勘。林亿(生卒年、籍贯不详),精通医学,时为员外郎秘阁校理。张洞(生卒年不详),字仲通,开封祥符人,仁宗年间进士,时为殿中丞秘阁校理。他们均为校正医书官。

  医学实践是推动药物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太祖年间《开宝重定本草》问世80多年后,正如掌禹锡、林亿、苏颂、张洞在给仁宗的奏章中所说“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疏略不备处”,于是,嘉祐二年( 1057 年),仁宗诏令掌禹锡、苏颂、林亿等人,继《开宝重定本草》后再次修订。他们“将诸家本草及书史中应系该说药品功状者,采拾补注,渐有次第”。嘉祐四年(1059 年),仁宗令校正医书官陈检负责校正;嘉祐五年(1060)八月成书,呈仁宗,仁宗令光禄寺丞、校正医书官高保衡负责审校后,赐名《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这也是校正医书局成立后最早承担的任务。这次修订以《开宝重定本草》为基础,同时参证了其他本草著作。

  修订后的《嘉祐本草》计20 卷,新补药物82 种、新定药物17种,共收药1082种,全书体例与《开宝重定本草》完全一样。除“序例”(总论)部分外,“药物”部分逐条论述,选择慎重,正如该书序中所说:“诸家医书,药谱所载物品功用,并从采掇。惟名近迂僻,类乎怪诞,则所不取……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兼收载,务从该洽。”

  在《嘉祐本草》的编修过程中,为了“使后人用药,知所根据”,便于医家辨认和药农采集,仁宗又据掌禹锡等人的奏请,于嘉祐三年(1058年)诏令诸路州县“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着花结实、收采时月、所用功效”;对于番夷所产的药物,“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根据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送,当所投纳,以凭照证,画成本草图”。在此基础上,苏颂等人于嘉祐六年(1061年)整理编撰成《本草图经》(又名《图经本草》)一书,计20卷,目录1卷。该书绘制了大量的药物图形,并加以文字说明,图文并茂,使用方便,与《嘉祐本草》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药物学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版药物图谱。

  《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原各自刊行,四川医生陈承“尝患二书传者不博,而学者不兼有也,乃合为一,又附以古今论说与己所见闻,列为23卷,名曰《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到了神宗元丰年间,药学家唐慎微(字审元,成都人)在《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基础上,收集民间验方、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传记、佛书道藏中有关本草学的记载,整理编著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计31卷。这是一部集北宋以前本草学之大成的著作,代表了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该书载药物1558种,附方3000余个,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研究本草学的重要文献。徽宗大观、政和年间,南宋高宗绍兴、理宗淳佑年间,经多次校订后,该书又分别以《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政和新修证类备用本草》《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刊行,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早已散佚的内容,幸赖此书而得以保存。

  从《开宝本草》起步,到《嘉祐本草》接力,再到接下来一系列其他本草医著的问世,在大宋朝野重视医学的浓郁氛围中,朝廷医官和民间医家通过一种近乎“接力赛”的方式,完成了祖国医学史上的一项项功业,谱写了大宋医学的新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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