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史:钟伟将军为何违令猛攻靠山屯

2016-06-28 23:05:37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和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共中央对东北战略方针的实施有过多次调整。

由于东北抗联在远东与苏联红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提出不让国民党势力深入东北,以达到中共对东北的独占局面。为此,中共中央抽调大批军队和高层领导近三分之一的干部派往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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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其一是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向东北运送军队,拟与中共争夺东北;其二是苏军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准备在10月初从东北撤军。当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审时度势,对独占东北的战略目标不再乐观。中共中央将刚刚确立不久的控制整个东北的独占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提出将到东北的部队分散到西、北、东满各地,然后再去争夺交通干线及各大城市的战略方针。

然而,重庆谈判签定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东北的局势骤起变化。1945年10月1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从秦皇岛登陆,并在美军的帮助下,加紧从海、空运送军队。鉴于东北有失控的危险,中共中央再次调整部署,向东北局发出加急电报:“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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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由于山海关保卫战的失利,国民党军队很快从陆路进入东北,并迅速占领了锦州等战略要地。此时,苏军也拟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准备从东北撤军并让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因此,苏军要求中共及其军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中共中央只能再次放弃独占东北的战略方针。这距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放弃独占东北方针还不到两个月。

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时间:2012-10-31 12:35: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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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完全占领东三省,东北1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日本的统治之下。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的归属接收问题遂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为此,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东北争夺战。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
1945年,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准备二十、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注:
武装力量用于实施和保障战斗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通常分为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战斗装备是指在军事行动中直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方各种设施的技术手段。]。“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足以看出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毛泽东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注: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苏方才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注: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人,中国着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占领东北,毛泽东当即指示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夺取东北。然而,斯大林[注: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全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俄语: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了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注: 雄心勃勃
拼音: xióng xīn bó bó 简拼: xxbb 近义词: 雄心壮志、野心勃勃 反义词:
万念俱灰 用法: 主谓式;作谓语;含褒义 解释:
勃勃:旺盛的样子。]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指示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不过,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可能性很小。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囿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人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他们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3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有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得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收编伪军,动辄即可收得数千人,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并得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几乎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有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重大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注:
莫斯科,现俄罗斯联邦首都,也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及交通中心。莫斯科面积1081
平方公里,市区东西长30公里,南北长40公里,人口1047.3万人。]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的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与在重庆的毛泽东迅速商量后,马上组成中共东北局,第二天即让东北局领导人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这些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着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苏联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注:
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又称克里米亚会议(Crimea
Conference)。]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毛泽东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起8到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的一些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器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我们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给中共。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很痛快地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管。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数量极大”,“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响,因而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书记处甚至提出,是否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部队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中下旬,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并公然武装护路。这更加让苏军大为恼火,于是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将协同八路军作战。
苏军如此积极,毛泽东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55万至60万野战军,尚有70万至100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苏军应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
10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遭到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始。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毕竟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28日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联合登陆,苏军只得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指示当地苏军撤防,全部设施交给中共。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他们概不负责。
11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20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将达到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被陆续输送给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
毛泽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中共负责人:“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毛泽东曾秘密要求苏军援助
要实现控制长、哈两市及整个中东路的目的,关键在于守住长春路要衢四平街。
在最初的作战中,林彪指挥民主联军打得较为顺利,在四平以南先后歼灭国民党一个多师。根据部队伤亡情况,林彪建议“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动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但毛泽东计算了1月份以来国民党军在东北被歼的数量,相信“国方兵力不够,如不增兵,决无力于最近打到长春”。
但事实上,由于这时中共在东北所占地面较广,兵力分散,且新兵较多,而国民党的兵力则相对集中,装备也相当精良,因此从4月18日开始,国民党陆续集中了将近7个较精锐的师猛攻四平,民主联军很快就陷入苦战。
保卫四平,对于能否保住在东北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同时,他不失时机地主张“力求迅速停战”。周恩来受命在谈判中提出:苏军已撤,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驻军比例,并非想独占东北,国民党应正视东北现实,首先停战以利谈判。
四平之战,苏方极为关注,评价甚高,再三建议集中主力死守,并保证满足中共对武器弹药的需要,称如从北满运来不及,可以从北朝鲜急运,那里的苏军有大量军火,“要多少有多少”。而对于毛泽东来说,苏方这时最重要的建议,大概莫过于“在关内另辟战场”,“减轻东北压力”这一条了。
5月上旬,民主联军在四平的抵抗陷于严重被动,毛泽东不得不建议主动放弃四平,变阵地战为运动战[注:
运动战是一种军事作战方式,依托较大的作战空间来换取时间移动兵力包围敌方,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yundongzhan]。问题是,四平一失,长春即不可守。毛为此要求周恩来向美蒋提出,以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来换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其他地区的地位。但蒋介石断然拒绝,必欲打下长春,夺取全东北。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断定,国共两党全面破裂在所难免。他愤怒地表示:我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但是,他确实又深感形势危急,如蒋军一气打到哈尔滨,20万民主联军势将难以立足,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计划将如何实现?迫不得已,他只好极机密地要东北局吁请苏方,在蒋军进至北满时,出动部队到哈尔滨等地协助我军抵抗。
在全力抵抗了一个月,伤亡近万人之后,中共放弃了四平。紧接着,长春、吉林、辽源、伊通、西丰等城市先后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毛泽东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把战争引向了关内,从6月上旬开始先后命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各军区,趁蒋军全力向北之际,在关内大打,实施“报复作战”。
这是一着险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着极富想象力的好棋。蒋介石因此捉襟见肘,兵不敷用了。打到长春的国民党军本来有可能一鼓作气跨过松花江,却因底气不足而停了下来。毛泽东用不着请求苏军干预了。由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背靠苏联和朝鲜苏军,关外的中共武装迅速强大起来了。甚至关内的中共部队,也从海路不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
从此,国民党再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了,中共统一中国的大势已定。《世纪风采》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着,都较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着,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

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得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

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便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8日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转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中国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受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只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

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至经济谈判陷入僵局。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东北。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

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苏蒋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则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至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责任编辑:沙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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