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

《竹书纪年》

光剑图书馆藏:

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

竹书纪年(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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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

在河南省新乡市汲县县城(现卫辉市)西南10公里,孙杏村乡娘娘庙(村)南。因墓地在汲得名(汲县古称汲郡)。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到西按天、地、五行编号)。西晋太康两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音
否标:Pǐ
Biāo)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经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

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
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

简录

五帝纪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夏纪
夏纪所载,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纪
殷纪则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是由于现代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并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并且整个商代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

周纪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
晋纪
周平王东迁之后,竹书纪年以晋国纪年,而作晋纪。晋纪记载了晋文侯杀周携王的旧事,详细记录了曲沃代翼的过程。研究晋国历史,《竹书纪年·晋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魏纪
魏纪自惠成王起,称“梁惠成王”,这与其他典籍记载的魏国又称梁国相符,有利于读古书,如《孟子》时,弄清楚究竟怎么又有个梁惠王之类的疑问。更好地保存了历史的原貌,对于研究魏国历史更为便利。

第1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累加所记帝王的在位年数,可以得到黄帝等帝王的元年数据,同时得到所对应的干支年名。这些数据是:黄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丁卯年);颛顼元年公元前2294年(丁未年);帝喾元年公元前2216年(乙丑年);帝挚元年公元前2153年(戊辰年);帝尧元年公元前2145年(丙子年);帝舜元年公元前2042年(己未年);夏禹元年公元前1989年(壬子年)。
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前841
年上推了1305年。
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与《史记夏本纪》略有不同。
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与《史记殷本纪》略有不同,和殷墟甲骨卜辞所记世系基本相同。
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自汉以来,考证“武王灭殷”的确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独《竹书》一家所记最为真实可信,其他推算皆误。
第10、11、12卷记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即前770—前229年凡472
年之史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所记是真实的,因为《竹书》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

《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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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秦统一前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一说咸宁五年或太康元年,汲县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宋时亡佚

《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在宋代又一次亡佚。

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少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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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一。禅让

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实际上《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

《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少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二。商辅臣伊尹贤人否?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竹书纪年》承袭考究,《竹书纪年》原来到现在在哪里?。”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趁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竹书纪年》承袭考究,《竹书纪年》原来到现在在哪里?。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但在儒家的史料中,故事却变成这样: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尚书·商书·太甲》)。”由是,发动宫廷政变篡夺王位**的伊尹一下子成了大公无私的圣人。

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可见,正统之学,正史,也往往不可信。就好比当今。

谨记,谨记:所谓古圣贤大人,都不能迷信之,须疑之。古往今来,皆如此。所谓历史真相,不必全信。世界,诡谲多变也。何况文字乎?(光剑)

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当时已经不能尽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正竹简,以定众议。但是八王夺位,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害。其友佐着作郎束皙续成其事,遂有考正本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

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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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正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安釐王,汲郡所盗墓冢应该是魏安釐王的。

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当时已经不能尽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正竹简,以定众议。但是八王夺位,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害。其友佐着作郎束皙续成其事,遂有考正本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厘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厘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着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或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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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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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或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竹书纪年》承袭考究,《竹书纪年》原来到现在在哪里?。《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着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着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着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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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实际情况是,《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

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着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着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着录。

一,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中并不存在禅让的说法,而是舜囚禁尧登上帝位。

《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实际情况是,《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

二,关于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趁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以上和正统是完全不同的。

一,让我们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中并不存在禅让的说法,而是舜囚禁尧登上帝位。

但在儒家的史料中,故事是这样的:太甲继承王位后不听伊尹的劝告,胡作非为起来,太甲被伊尹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伊尹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则回答:“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尚书·商书·太甲》)。”

二,关于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后来趁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原文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以上和正统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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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相信考古不断有新发现,竹书、帛书不断问世,象银雀山、睡虎地等,史学家开放的心态,一定可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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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宋代目录书,诸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着录。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相信考古不断有新发现,竹书、帛书不断问世,象银雀山、睡虎地等,史学家开放的心态,一定可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宋代目录书,诸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着录。

南宋初年,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据此推断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年出现。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

南宋初年,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据此推断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年出现。

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
,是为古本竹书纪年。 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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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
,是为古本竹书纪年。 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1981年,方诗铭综合有清以来朱、王、范三家着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范祥雍进一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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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方诗铭综合有清以来朱、王、范三家着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传统正史记载不同处,如”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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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考平王东迁以后,惟载晋事;三家分晋以后,惟载魏事。是魏承晋史之明验。然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书,明见《左传》,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载,仍以赵穿蔽狱,则非晋史之旧也。《束晳传》称《竹书》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皆无此文。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句,引服虔说,以为伯服,《疏》并引束晳以为伯盘。今本乃有余臣之说。使《竹书》原有此文,不应二人皆未睹,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纪年》七条。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条。璞称《纪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条。璞时不应先有注。且三条并为一条,文亦不属。其“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乌
人”一条,今本无之。则非郭璞所见本也。《隋书·经籍志》曰: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后,时月并与经同,全从周正,则非隋时所见本也。《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皆以晋国纪年,如《春秋》之为鲁史。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诸条,今本皆无。其他年月亦多舛异,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文选注》引《竹书》五条,今惟有“太甲杀伊尹”一条,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开元占经》引《竹书》四条,今本皆无,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史记索隐》引《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与卫战岸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十三年会齐于甄,齐桓公君母,齐宣王后,宋易成肝废君自立,楮里疾围蒲七条,今本皆无,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谷梁传疏》引《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之事,以驳《吕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无胶舟事,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元丰九域志》引《竹书》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今本亦无,则非王存所见本也。《路史》引《竹书》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书》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证《世纪》五十九年之异。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鞞,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并无。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战国策注》引《竹书》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无之。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广川书跋》引《竹书》秦穆公十一年取灵邱,今本无之,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中“殷小庚”一条,称约案《史记》作太庚,则亦当为约说。考《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炀帝时始置卫县。而注舜在鸣条一条,称今海州。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称今顿邱卫县。则非约语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钞《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着于史,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然则此注亦依托耳。自明以来,流传已久,姑录之以备一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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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考平王东迁以后,惟载晋事;三家分晋以后,惟载魏事。是魏承晋史之明验。然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书,明见《左传》,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载,仍以赵穿蔽狱,则非晋史之旧也。《束晳传》称《竹书》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皆无此文。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句,引服虔说,以为伯服,《疏》并引束晳以为伯盘。今本乃有余臣之说。使《竹书》原有此文,不应二人皆未睹,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纪年》七条。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条。璞称《纪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条。璞时不应先有注。且三条并为一条,文亦不属。其“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乌
人”一条,今本无之。则非郭璞所见本也。《隋书·经籍志》曰: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后,时月并与经同,全从周正,则非隋时所见本也。《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皆以晋国纪年,如《春秋》之为鲁史。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诸条,今本皆无。其他年月亦多舛异,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文选注》引《竹书》五条,今惟有“太甲杀伊尹”一条,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开元占经》引《竹书》四条,今本皆无,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史记索隐》引《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与卫战岸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十三年会齐于甄,齐桓公君母,齐宣王后,宋易成肝废君自立,楮里疾围蒲七条,今本皆无,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谷梁传疏》引《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之事,以驳《吕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无胶舟事,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元丰九域志》引《竹书》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今本亦无,则非王存所见本也。《路史》引《竹书》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书》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证《世纪》五十九年之异。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鞞,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并无。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战国策注》引《竹书》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无之。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广川书跋》引《竹书》秦穆公十一年取灵邱,今本无之,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中“殷小庚”一条,称约案《史记》作太庚,则亦当为约说。考《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炀帝时始置卫县。而注舜在鸣条一条,称今海州。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称今顿邱卫县。则非约语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钞《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着于史,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然则此注亦依托耳。自明以来,流传已久,姑录之以备一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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