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同王安石的才干,为何在变法时对王安石“纠缠不休”?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1、变法遇到阻力吕诲遭受革职处罚,范纯仁被逐出京城,标志着王安石变法中排除异己的开始,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斗,逐步由暗转明,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这种转变,是由一桩命案引起。登州有一美妇人,出嫁前夕,得知未来的老公相貌很丑,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起了谋杀亲夫之念。她暗藏利刃潜往夫家,企图谋杀亲夫。恰逢其夫耕作在田间小睡,当妇人举刀砍下的时候,其夫已经惊觉,慌忙间举手相挡,保得一命,只是举手遮挡的时候,被砍掉一指。夫家将妇人告官。知州见妇人长得漂亮,与其夫实在不般配,起了恻隐之心,欲开脱妇人。他叫妇人承认杀人之事,许诺按自首论罪,上报朝廷。案子报到上来后,王安石认为州官的意见可行。司马光则认为这是枉法,谋杀亲夫,怎么能够减罪呢?王安石却说,既然是自首,就应该罪减一等。司马光不同意王安石的意见。他说法律明文规定,因他罪而致杀伤,他罪是主罪,今妇人谋杀亲夫,只是事出有因而没有杀死,妇人犯的是谋杀罪。谋自谋,杀自杀,不能分开,也就是说不能别开谋杀罪而判以伤害罪。王安石却坚持要按自首论处,如果自首而不按自首论处,那就是有违法律。两人相持不下,案情报到皇上那里,赵顼竟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侍御史兼判刑官刘述认为王安石这是无视法律,皇上的命令也有问题,于是便封驳诏书。封驳诏书,就是御史拒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在皇上的诏书上签上意见,退给皇上。御史台的御史们,有封驳诏书的权力。王安石见刘述封驳了诏书,一怒之下,奏请赵顼,罢免了他的官职。刘述因封驳诏书而遭贬,御史台群情鼎沸,刘述率刘琦、钱顗、孙昌龄等几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免王安石的相职。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王安石没有丝毫退让之意,奏请皇上,把这几名不听话的御史全部逐出京城,流放到边远的小县当小吏去了。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正式颁布实施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借贷方法,春耕的时候,农民没有种子钱,政府贷款给农民,取二分息,农作物收割后,随夏税连本带利偿还。由于是在播种青苗时借贷,所以叫青苗法、或青苗钱。王安石做太守时,曾实行过“贷谷以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既解了农民无钱春耕的燃眉之急,政府也从中得到利息,一举两得。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项新法,后世谈王安石变法,最先想到的就是青苗法。因为这一项新法影响到全国的每一个村庄,涉及到千家万户,上至富商大贾,下至平民百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项新法,这是青苗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本来,一个月之前,王安石就要颁行青苗法,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改革班子里意见出现了分歧,吕惠卿极力附和王安石,苏辙却认为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问他理由,苏辙说,借钱给农民,本来是想帮助他们,但钱到了他们的手里,有些人就会乱用,还款的期限到了却无力偿还。这样,官府就要催讨、逼要,如此一来,不但没有救民,反而还要害民。王安石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苏辙,只好暂缓执行。大约一个月后,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反映京东地区农民春耕缺少资金,只得向富户借贷,富户为富不仁,乘机提高借贷利息,农民不堪负重。他请求将本道的五十万钱帛以低于富户的借贷利息借贷给农民,这样,农民可以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政府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王安石看了王广渊的奏折,高兴地说,这就是青苗法呀,怎么说青苗法不可行呢?他立即以六百里快递传召王广渊进京,商量推行青苗法的事宜。王广渊进京后,汇报了推行青苗法的一些想法,得到王安石的赞赏。次日,王安石奏请赵顼,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青苗法,取得经验后,再逐渐向全国推广。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王安石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苏辙是改革班子中的成员,一个月以前,由于他的反对,使得青苗法缓行,一个月以后,他的观点仍然没有变,尽管皇帝已经批准了,他的观点还是不变,仍然认为青苗法不可行,并且还极力阻止推行青苗法,为此还同吕惠卿争吵起来。吕惠卿是新法的拥护者,但他又说服不了苏辙,只能向王安石汇报,说苏辙阻挠青苗法的实施。王安石听后大怒,认为苏辙既然阻挠新法,就不宜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准备将苏辙逐出改革的领导班子,并重罚他。幸亏陈升之从旁劝解,才使苏辙逃过一劫,罢为河南府推官。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太子中允就是太子的授课老师,这是个有至高荣誉的职位,他日太子做了皇帝,太子中允就是名副其实的帝师。司马光认为吕惠卿心术不正,朝野对他的呼声也不好,并说王安石误信奸人,建议赵顼不要重用此人。赵顼并不听司马光的意见,仍然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吕惠卿为太子中允。从这里可以看出,赵顼对王安石简直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宰相富弼并不赞成变法,见王安石不可一世的模样,心里很不舒服,但皇上对王安石又是言听计从,料想自己不能与之争锋。惹不起,躲得起,他推说自己有病,请求辞去宰相之职。赵顼很快就批准了富弼的请求,命他出判亳州。富弼临去时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是为道义而争,小人则是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必将大乱。富弼罢相后,赵顼提拔陈升之为同平章事。2、陈升之称病陈升之就任宰相之后,赵顼曾向司马光打听朝野对这件事的反应。司马光回答说:“闽人阴险狡诈,楚人善于交际,今二位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是晋江人,陈升之是建阳人,都属于闽地)。二位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是临川人,赵抃是西安人,都属于楚地)。这几个人如果结成朋党,朝中就有好戏看了。”赵顼说陈升之有才能,通晓民政。司马光却说:“有才能当然可以用,但他的身边必须要有正直的人帮助他,监督他的言行,这样才能不出乱子。”“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赵顼转了个话题。司马光不假思索地说:“外面的人说王安石虚伪,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性格太执拗,太固执,刚愎自用,有时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政见不同,但对王安石的评语还是比较公正的。但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陈升之是王安石变法的同志,他同王安石一起创设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当了宰相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陈升之当了宰相,考虑到变法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事实,想改变一下现状,做一些符合大众口味的东西以笼络众望。于是奏请罢免有众矢之的的三司条例司,以求在百官中得到一些赞成票。陈升之当宰相后第一件事就是拿三司条例司开刀,出乎王安石的意料。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陈升之知道,王安石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同他作对绝不会有好下场,很多人试图同他较劲,结果都很惨。他不糊涂,既然同王安石撕破了脸,自己就得卷铺盖走人,他选择了很多人都采用过的办法,请病假。富弼是这么干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干的。称病不出,这是政府官员表示不满情绪的一种最好办法,从古到今,屡试不爽。3、三不足的由来陈升之病休之后,王安石推荐枢密副使韩绛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韩绛是王安石的忠实追随者,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奏请全面推行青苗法。他说青苗法是便民之法,民间都愿意向政府借贷,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效果很不错。赵顼求变的心情也很迫切,接到三司条例司的奏报,下令在各路设置提举官,专门管理推行青苗法的借贷之事。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有三个目的,一是使富人不得乘农民之急高利盘剥,体现的是抑兼并、济困乏的思想;二是使农民“趋时趋事”,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三是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增加。各路提举官在执行的过程中,对第三条的认识似乎要深刻一些,这就是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贷款,贷出的款越多,收回的利息就越多,收的利息越多,提举官的政绩就越大。由于一味追求财政收入,青苗法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变了味。很多地方为了多获取财政收入,便想方设法多贷青苗钱,不论贫富贵贱,按户头分配。实际的情况是,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贷,贫户急需借款,官府又怕他们还不起,有些地方的提举官便想了一个办法,按百姓的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按比例分摊,并规定贫困户借款由相邻的富户担保。王广渊在京东,将那里的民户分为五等,上等户强行贷钱十五千,下等户强行贷钱一千,到期如果不能还款,便派衙役上门逼讨。王广渊进京汇报,反说百姓对政府是感恩戴德。所有这些,当然逃不过御史们的眼睛。谏官李常、御史程灏,上表弹劾王广渊在京东强行摊派,坑害百姓。河北转运使刘庠,根本就不发青苗钱,他的理由是百姓不愿借贷。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御史们说:“你们到底要怎么样?积极推行新法的能吏你们要弹劾,对新法消极对待的你们置之不理。朝廷的事情都是这样办,还能富国强兵吗?”御史台并不归中书省管,王安石也捂不住这些人的嘴,该说的他们还是要说。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前参政张方平丁忧期满还朝,受命聘任地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这也是一个反对变法的人,如果留在京师,对变法将会形成一种阻力,因王安石排挤出判应天府。熙宁三年春,司马光主持对李清臣等人的考试,他在试卷里出了一道策问题:“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是向应试者质询,示意他们做文章予以批驳。试卷送呈皇上审批时,赵顼叫人“以纸贴其上”,并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第二天,赵顼问王安石:“听到有三不足之说吗?”“不知道!”王安石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当赵顼说起三不足的内容时,王安石便知道这是有人在搞鬼。他虽然没有高度概括出三不足,但类似的内容确实说过。他的脑子转得快,立即因势乘便,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道理,把司马光等人的攻击驳了回去。王安石后来的变法,倒真的是按“三不足”精神,勇往直前,坚持到底。从此以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成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战斗口号,广为流传。正在新法如火如荼地推行时,身居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的韩琦说话了,他上疏要求废除青苗法,指出青苗法危害百姓的情况。韩琦当了多年宰相,是个重量级人物,他的话引起赵顼足够的重视。在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说:“韩琦是国家的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然是念念不忘,朕原以为青苗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想为害如此之烈。再说,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呢?”王安石便说,都市的人如果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呢?赵顼的思想开始动摇了,有意终止青苗法,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几位辅臣。王安石知道皇上变法的信心动摇了,请了病假。赵顼知道王安石得的是心病,心里也觉过意不去,便命吕惠卿去做他的工作。王安石干脆就卧床不起,拒不见客。4、抉择赵顼对参政赵抃说,朕听说青苗法弊多利少,才准备废除此法,并不是与王安石过不去,他怎么能称病不出呢?赵抃当时还是拥护王安石,主张等王安石销假以后再议。赵抃说得委婉,韩绛却是直截了当,他说圣如仲尼,贤如子产,他们刚刚主持国政的时候,也曾遭到众人非议,何况王安石呢?陛下如果决意要行新法,非要留用王安石不可!王安石如果留用,一定也会像仲尼、子产一样先抑后扬。赵抃、韩绛的劝谏,又使赵顼犹豫起来。他决定派宦官张若水、蓝元振考察青苗法的执行情况,再作最后决定。当天晚上,曾公亮派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况告诉了王安石,并说皇上派人出京巡察,叫他赶快销假。王安石得知此密报,立即采取了行动。张若水、蓝元振出京考察之前,王安石在京城最好的酒楼摆宴为他们饯行,他们在喝酒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他们二人回京复命的时候,尽说青苗法的好话,说百姓都赞成新法。赵顼废除青苗法的念头彻底打消了,推行新法的决心更大了。他命曾布起草文件,驳回韩琦的意见,并将这份文件颁行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变法的决心。皇上的决定犹如一剂良药,王安石的病立即就好了,上班办事,毫无病容,变法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定。文彦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入朝质问赵顼,说韩琦是三朝宰相,难道不如两个宦官吗?他的话不信,居然要信两个宦官的话。赵顼闻言后脸色大变,但碍于文彦博是先朝宗臣,不忍当面斥责他,只好还了他一个很难看的脸色,什么话也没有说。文彦博自知自己的话皇上听不进去,只好悻悻退出。在王安石病休期间,赵顼曾想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朝廷是否废止新政。并多次上奏折,请废止新法。赵顼回答说:“朕曾命你为枢密使,主管军事,你为何多次拒而不受,而要不断地谈论一些与军事无关之事?”司马光回答说,他并没有接受军职,只要他在门下省一天,就要提醒陛下留意这些事情。王安石销假之后,地位得到了巩固,司马光被降为制诰,范镇却拒发新命。赵顼见范镇抗命不遵,亲手把诏书交给司马光。范镇因此辞去门下省的职务,赵顼照准。稍后,司马光被派到陕西做外任官。司马光不愿去,以书信同王安石进行几次沟通后,知道两人的政见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便决定辞去一切职务,退隐山林。从此以后,一直到赵顼驾崩,十六年时间,司马光闭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韩琦得知原奏驳回,继续上书申辩,赵顼不加理会。韩琦便请求辞去河北安抚使,只领大名府一路,被当即批准。反对青苗法的知审官院孙觉、御史中丞吕公著、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都被贬官。赵抃对王安石的变法本就不怎么赞同,但在赵顼对青苗法的实施出现动摇、王安石称病不出的时候,又鬼使神差地帮王安石说了话,使青苗法得以颁布实施。当他看到反对变法的人纷纷被逐出京城,肠子都悔青了,上表弹劾王安石,并请求辞去参政之职。因为他知道,弹劾王安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与其等着罢官,不如主动请辞,这样做才够爷们儿。很快,他便被贬到杭州去做了知州。参知政事一职出缺,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韩绛上位,并推荐李定出任监察御史。正是由于这个李定,使御史们与王安石的争论更趋白热化。李定曾任秀州判官,是王安石的学生、忠实追随者。他从秀州进京时遇见了右正言李常。李常向他打听南方百姓对青苗法的看法。“好呀!”李定不假思索地说,“南方的百姓都说,青苗法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李常吃惊地说:“真的是这样吗?朝廷上下都在议论这件事,没有人说好呀!”李定冲着李常说:“那就叫他们到下面去看看吧!不要坐在屋里说瞎话。”李定将在路上遇见李常的情形告诉了王安石,并极力鼓吹青苗法是便民之策,百姓拍手称快,并对京城有人反对这项政策表示不理解。王安石很高兴他的学生支持变法,说那些人是无理取闹,并叫他见皇上的时候,将百姓的呼声说给皇上听。第二天,李定在皇上面前大力颂扬新法,并说南方的老百姓都支持青苗法。赵顼一时高兴,立即加封他为知谏院。宰相曾公亮站出来反对,说李定只是一个州判官,突然提拔为知谏院,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赵顼只好改命李定为监察御史。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相继上书,说李定只是说了几句话赞扬青苗法的话,并没有特殊贡献,如此任命,扰乱了官吏任命的成规。赵顼、王安石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再纠缠这件事,三人还是不听。王安石便以目无君上、违抗君命为由,上表弹劾他们。三人同时被罢免。当时人称他们三人为“熙宁三舍人”。北宋的谏官都很尽职尽责,他们不怕丢乌纱帽,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熙宁三舍人遭贬,并没有封住御史们的嘴。监察御史陈荐继续上表弹劾李定,并掀开了李定的一段隐私:李定在泾县主簿任上,母亲仇氏去世,他没有上报丁忧。中国古代有一项规定,不论是谁,做了什么官,双亲去世,都要辞官回家守丧三年。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不仅有违律法,而且败坏道德。不仅为士大夫所不齿,甚至连普通百姓也会骂他是一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下流坯子。李定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说仇氏不是他的生母,所以没有上报丁忧。原来,李定的父亲李问曾做过国子博士。他的生母仇氏曾嫁过人,相传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就是她的儿子。后来,仇氏到李家做了李问的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李定出生不久,仇氏被逐出李家,改嫁给一个姓郜的人家。李定长大成人后,见生母改嫁,不愿相认。故仇氏去世,他没有上报丁忧。古代有规定,父母去世,除了皇帝外,无论你当了什么官,都要向组织报告,并回家守丧三年,这叫丁忧。李定的母亲去世,他不报丁忧,道德上叫不孝,制度上是违法。陈荐的弹劾状够厉害。王安石有意袒护李定,斥责陈荐捕风捉影,并上表弹劾他,罢免陈荐监察御史,改任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继续上表弹劾李定,并指责王安石袒护弟子。王安石见几个御史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即进宫面见赵顼,说他们三人狼狈为奸,这样的人留不得。赵顼此时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只要是王安石说的,一律照准。林旦、薛昌朝、范肯很快就被罢官逐出京城。李定见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弹劾他,也觉不安,请求解职,改授检正中书吏房。赵顼的抉择,支持王安石。王安石的决心更大,为了一个李定,竟然罢免了七名御史。

《宋史》记载有件非常着名却不大的案件,就是“阿云案”。

问题:如何评价司马光其人?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个性鲜明,政见明确的政治家,他们在官场上的“纠缠不休”,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矛盾冲突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个人之间的私怨,事实上,在王安石刚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时,司马光起初也是对他抱有一定的期待,也曾希望他的改革方案能推动当时的经济民生,改善当时大宋面对的诸多问题。但是王安石在推进过程中,发生了几件事,让司马光发现了王安石改革政策中的各种问题,从而站了出来,成为反对王安石改革政策的主要力量。

此案子的定罪从宋到清末,始终在士大夫阶层中争议不休,难以定论。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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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案件究竟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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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阿云案气死老御史

其实,这只是一起普普通通的“杀人未遂”案。

我觉得就目前悟空问答上对司马光的评价和留言而论,只能是说印证了郭德纲一句定场诗:

当时发生了一件阿云案,按照王安石的新的法律政策,判决阿云不死,并且从法律上确定了,在谋杀罪中,可以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当时很多人反对,但是因为皇帝支持王安石,大家也就保持沉默了,只有一个老御史他站出来,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加上性情刚烈耿直,直言不讳说王安石这个新法是不对的!但王安石这个时候,却给老御史扣了一个大帽子,他说:“那些认为谋杀罪不适用自首减刑原则的人都是‘朋党’。”所谓朋党是指帝制时代的官僚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朝廷和皇帝,在那个时代里,“朋党”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指责。老御史听了这话,一下子就气晕了,从那之后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因为这件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行事作风产生了质疑和担忧,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推导,只要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那便不行,便是“朋党”,完全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这样的制定出来的政策真的好吗?此时,司马光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王安石和他提出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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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桥铺路瞎眼,杀人放火的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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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元年。有一13岁的少女,名唤阿云。

司马光再怎么保守,事实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对宋朝底层老百姓是有利的,而王安石变法其实就是对宋朝最穷老百姓想方设法加税。

财政政策思想的严重分歧

阿云母亲早亡,孤苦无依。其叔叔贪财起意,用几石粮食就将阿云卖予了老光棍韦大为妻。

但是,为底层老百姓说话的司马光在悟空问答被骂祖宗十八代;而搜刮底层老百姓钱财的王安石则在悟空问答受到了广泛的表扬。

当时大宋国库贫乏,财政困难,王安石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话的意思是说,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而国家财政也会非常富裕。而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意思就是说,天地之间产生的物质财富,总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在民间就公家。这个矛盾是司马光和王安心思想上的核心矛盾。当时国家非常需要改善财政状况,但是当时的客观现实,要实现王安石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 ,这韦大相貌丑陋,阿云死活不依,可毕竟势单力薄。于是便铤而走险,决意杀死韦大。

世界上的事情,最心酸,最滑稽莫过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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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晚,阿云手持柴刀,悄悄摸进韦大家中,朝着熟睡的韦大一阵乱砍。

为了避免争议,我简单,快速的说一下司马光是如何站在底层老百姓这边的。

强行推进弊端重重的青苗法

一则阿云年小力弱;二则也是韦大命不该绝。韦大惊醒,翻身用手挡,大喊大叫。

中国古代,税和役是分开的。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之一,原本是希望能增加政府收入,救济百姓,从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因为执行官吏的利益老师、地区差异、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反而让众多民众深受其害,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因此朝堂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阿云一时又惊又怕,丢掉柴刀,拔腿跑走。

所谓税就是向朝廷缴纳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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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韦大被砍掉一个手指,并无大碍。韦大又惊又怒之下,旋即报官。

所谓役就是无偿为朝廷干活。

然而,王安石却完全听不进这些中肯客观的意见,不仅坚持已见,而且还违反当时的制度,全力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将反对自己的人贬出京城,发配外地。其中被打击的主要代表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臣韩琦,另一个是谏官李常,特别是对李常的打击,在整个处理流程上不仅破坏了谏官的风闻言事的传统特权和说话空间,还破坏了当事的公文审查制度,绕过了决策部分的审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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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北宋,役可以分为差役和夫役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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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接到报案,迅速将阿云捉来开堂,阿云并未抵赖,而是将整个事情说了个清清楚楚、毫无隐瞒。

差役,顾名思义就是帮朝廷办差,比如帮地方政府征粮,帮地方政府运输物质到指定地点等等,这些事情北宋朝廷是不管的,一律委派给富户。一旦办差过程中朝廷的物质受到损失,比如征粮没征够,比如运输物质翻船,这些损失都需要富户自己拿钱赔偿,不光赔偿,就连运费也需要富户承担。

这些事情的发生让司马光感到相当的不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到这个时候,让司马光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有他为了推进新法所用的方法手段已经开始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这样的话,已经不是简单的新法改革的问题了。此时此刻,一片忠心为国为民的司马光当然不能再坐视不管了,他终于站出来,正式开始反对王安石提出的新法改革。

不到一天,这起杀人案即告破。

举个例子:北宋有一个富户叫张三,衙门只会说富户张三,你去把这3000斤粮食从通州运输到天津,三天时间;至于张三怎么运,衙门是不管的。张三就得组织人手,找运输车队把粮食按时按点运送到天津。如果中间超时或者有损耗,都是张三出钱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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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彼此政见相左,但他们都是在为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发展而坚持,只是思想观念相差太多,加上王安石的性格过于激进,无法接纳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思想和他的政策就当时来说,太过超前,脱离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与他们水火不容的政见冲突来说,他们在品德人格上的本质却是出奇的相似,就像司马光给王安石的绝交信上所说的那样:“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可见,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才能和理想还是非常认可的。

整个案子极为简单,既无刑讯逼供,亦无栽赃陷害,但是没多久,却轰动了大宋王朝。

所以,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资格服差役,因为他们没有资产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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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云招供后,知县以谋杀亲夫罪名判处死刑,随即上报。

穷人主要服的是夫役。

登州知府许遵收到宗卷后,心怀不忍,便以发文说:按照宋律,守孝期间的婚约均为无效,再者阿云乃被叔父逼婚,自己并未同意这门亲事,因此于公于私,这门亲事都不合法。故而阿云没有谋杀亲夫之罪,再说韦大也并无大碍,所以阿云更加罪不至死。

所谓夫役,就是没钱只能出死力气。就是无偿给衙门干活。

于是许遵写下自己的意见,将案子报送朝廷大理寺和审刑院。

还是用张三举例子,这时候张三是个穷人,那么衙门决定这两个月把顺义到通州的道路修一修,就点张三的名字,让张三这两月去修路,当然是完全免费的。

然而,案子一到大理寺和审刑院就乱套了!朝中大臣认为:阿云是不是韦大的妻子并不重要,而是她蓄意谋杀,并且砍伤了对方,这种行为及其残忍,所以按大宋律,必须判处死刑。

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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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王安石认为强迫富户干活不人道,应该改为富户交钱给衙门,让衙门拿着这钱去雇人干活。

幸运的是,此时许遵调任大理寺卿,赶巧此时,宋神宗颁布诏令,凡是杀人未遂致受害人受伤,罪犯自首,可以依照谋杀罪减刑。

按理说差役改革嘛,和穷人没什么关系,但是王安石免役法可是要求全体老百姓交钱的。

由于案件的主动权被许遵掌握着,阿云得以依照这个诏书,被许遵改判为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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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御史台这帮负责督查官员违法行为的大人们又不干了,他们上书皇帝,弹劾许遵利用职务之便枉法。

也就是说原本不需要服差役的穷人从王安石改革后,也必须缴纳免役宽剩钱。但是本身需要服的夫役是一点儿也没有减免。

神宗皇帝一时没了主意,就把这个案子发到翰林院,让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最富盛名之人来评判。

还是以张三举例子,王安石变法后,穷人张三不但要花两个月给衙门无偿修路,还要缴纳50文免役宽剩钱。

一时间,“阿云案”炸开了锅!

仅从免役法而论,王安石变法当然是加重了宋朝穷人的负担,等于是变相给穷人加税。

当时王安石正在变法,而司马光反对变法。

就连宋神宗本人都认为免役法是在搜刮穷人——“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于是政见不同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就叫上了劲儿。如果以皇帝的诏书为准,就证明皇帝大于律法,王安石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推翻旧法进行变革了。而这正是司马光所不能容忍的!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管从什么角度讲,这都是有利于穷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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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在悟空看到一群人在那里骂司马光……

司马光认为祖宗成法不可变,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力图要把王安石将要推行的变法扼杀在萌芽状态。

从这个角度讲,为生民请命有什么意思嘛,老百姓往往是不知道好歹的。

神宗皇帝看到两人相持不下,又授意其他朝廷官员审议,朝中大人们心领神会,均支持王安石的意见,于是神宗皇帝御批“可”,案件遂告一段落。

回答:

不久,朝廷****,阿云被释放回家,重新嫁人生子,生活渐渐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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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天有不测风云,宋神宗元丰八年,67岁的司马光为宰相,废尽王安石新法。


而且还念念不忘,不依不饶的又将这起陈年老案翻了出来,将此时已经30岁,早已嫁人生子的阿云又改判死刑,立即斩首。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有一篇课文叫《司马光砸缸》,通过这篇课文,笔者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叫司马光的人,机智勇敢的形象从此植根脑海。

此时,距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了。

说到司马光就不得不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

北宋中期,朝廷深受冗兵、冗员、冗费之苦,辽和西夏长期威胁宋朝的北方和西北,问题重重,积贫积弱。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这些改革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触及到了当时恩荫制、官僚主义、军事废弛等核心问题。松仁宗原则同意改革,次年开始施行新政。但是,这种改革等于是统治阶级的自我革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新政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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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赵顼


22年后(1067年),仁宗的孙子、20岁的赵顼(赵顼为仁宗养子英宗的儿子)继位,是为宋神宗。到这个时候,国库不但没有钱,还出现1750万的赤字,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神宗年少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改变财政空虚和积贫积弱的状况,为此他广泛征求意见。继位第二年的上半年,神宗召见了长期在地方为官、颇有政绩的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已20多年,时年47岁。

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市易务、农田水利法等等。王安石的这些改革措施,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教训,尽力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角度开展改革,走先易后难的路子。

这些改革总体上看,明显有利于改变当时濒临危亡的时局。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个利息比民间借贷的利息低得多。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发生了不少强迫农民贷款的事情,一时搞得民怨沸腾。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 18王安石


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带头人,司马光认为,变法名义上是为了老百姓,但实际上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是由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司马光无奈,在变法的第三个年头,自己跑到洛阳写《资治通鉴》去了。此后王安石变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是困难重重,但总的来说还在推进,即便1074年,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没有因此而停止。而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财政的确增收了,期间还收复了被西夏占领的大片土地。

但司马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国家总财富基本是不变的,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就是把民间的财富以变法的名义收归政府,就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是变法引起冲突的根源所在,历朝历代,若不是迫不得已,没有谁会多从民间征税,与民争利是不符合儒家的精神要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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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起案子从头到尾,都是人治在起作用,权利在谁手中,谁决定。

王安石何尝不知道司马光的道理。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初衷不是要掠夺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是旨在以政府有形之手直接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大幅度减轻商人和地主对老百姓剥削的基础上,政府也增加一些收入,充实国库。

比如青苗法、市易法等,把原本该由商人和地主赚的钱,转而由政府来赚,但政府赚的利润率明显低于商人和地主。按照设想,是老百姓和政府双赢,大商人和地主吃亏。王安石也企图增加社会总财富,比如农田水利法,提高农业总收成,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事实上商人和地主赚钱的这个模式,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是老规矩老传统,虽然剥削较为严重,但已被社会普遍接受,形成了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经济规则。而这个规则,每个朝代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转,必将导致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最后土地高度集中,社会严重失衡,后来的元朝、明朝、清朝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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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安石的路子走的过快,摊子也铺的太大,操之过急,加上干部队伍适应新工作得有个过程,所以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强迫贷款等经常发生,给反对派足够的借口。青苗法是一开始收到批评最多的改革,但这的确是一项直接惠及穷苦百姓的好举措,只要总结经验,加强教育监督,不断改进,这项改革完全可以长期发挥积极作用,惠民惠政。在变法的后期,青苗法事实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1085年,年仅37岁的宋神宗驾崩。后世不少人批评宋神宗,但在笔者看来,宋神宗是这个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从20岁登基到去世,18年来,一直不忘富国强兵,一直推行变法,期间也有动摇,但都顶住压力坚持下来了,矢志不移,虽然后来迫于压力将王安石罢相,但罢相用其法,并没有废止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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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在洛阳写完了《资治通鉴》,这时正好回到朝廷,将新法全部废除。并将神宗时期无数将士用献血夺回的广大疆土拱手送还西夏,理由是不送还,人家会来武力夺回,避免麻烦,干脆主动送回去。

本质上讲,“阿云案”就是一场政治斗争,而阿云的命运,就随着这场斗争在飘荡。

司马光给王安石的行事作风总结了“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现在听取来觉得这是好品格,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高帽子,古代社会都是奉行西周的天下家国观:敬天、敬宗、保民。意思就是要警惕天变、效法祖宗、听取民间呼声,如果套用“三不足”,就是“三足”:“天变足畏,祖宗足法,人言足恤。”而这“三足”,就是司马光的真实写照。

至于正义与否,并不重要。

司马光和王安石斗了十几年,但是都是君子之斗,两人只是政见不同。王安石比司马光早去世半年,王安石死的时候,司马光正得势,他请求朝廷厚葬王安石,指出王安石人不坏,只是一时蒙蔽了眼睛,情有可原。司马光废其法厚葬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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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晋朝司马皇室后裔,出生于1019年,比王安石大2岁,自小聪明伶俐,少年中进士,官场也算如意,入阁拜相。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以儒家的标准为准则,据说一辈子只在小时候说过一次谎话。字写得规范有力,文章也写得好,《资治通鉴》就是他主持编写的;生活上和王安石一样,不贪财好色、不享乐放纵,举止端庄,被视为“醇儒”,醇厚的儒者,通俗说就是儒家的僵尸。

王安石去世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半年后,司马光也去世了。不用王安石的法子,自己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不是不负责任又是什么?北宋的灭亡那只是时间问题了。43年后,内忧外患的北宋王朝以极其耻辱的方式结束了167年的历史,首都城破,徽钦二帝连同后宫、皇室三千多人被金人掳到哈尔滨。

南宋高宗赵构开始,将王安石列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说变法乱政,以至于北宋灭亡,后世也有人这样认为,实在是齐天大冤,罪魁祸首是司马光们,因循守旧不图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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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去世8年后,绍圣元年(1094年),神宗的儿子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但是,后世又陆陆续续把司马光请进庙堂大殿,司马光得以长期享受人间烟火,毕竟他是“德才”兼备、方方正正的儒家楷模。

司马光这样的“醇儒”后世经常出现,这样的人如是在开国之初、太平盛世,足为道德楷模,而难成其害。但在危机之际,往往是前进的大绊脚石。800年后,洋务运动也失败了,失败的道理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道理没有质的不同,为了洋务运动,仁人志士不可谓不努力,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毁于一旦。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清末的倭仁和翁同龢的事迹,他们就是清朝的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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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他也算有自知之明,确实是个迂腐的老头子。一个小时候知道砸缸救人的机智少年,长大后被僵化的儒家思想搞得不懂变通,墨守成规。

回答:

骨子里的君子,政治上的伪君子。

司马光典型的腐儒!可谓腐中极品!

司马光的生平大事和政治主张不细说,我们来看一下《阿云案》,就能知道司马光有多迂腐顽固。

《阿云案》简介

父母双亡的阿云,14岁被迫要求嫁给一个30多岁的无赖,阿云不同意,但亲戚在她不同意的情况下定了婚约。

结婚之前,无赖对阿云猥亵,阿云不从,抵抗中将无赖杀死。毕竟杀人偿命,当地县令判阿云死罪,这在古代是正常的,阿云也认罪了。

当案件判书交给刑部,刑部的主要官员是保守党,认为这是“谋杀亲夫”,这是要分尸的罪行。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无论是刑部还是县令都判的是死罪,但是一个是留全尸,一个是不留全尸的。

注意,当时的大背景是王安石刚要主持变法的时候,新旧两派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阿云案》这样一个小案子,本来就是县令审理即可,但在最终判决上,县令与刑部意见相左,导致这个事情闹到朝堂,神宗皇帝面前。

神宗皇帝要变法,就是要剔除旧规,所以在这个案件上认为,阿云当时并未成亲,所以不算谋杀亲夫,况且一个弱小穷困的女孩,神宗皇帝大发仁爱之心,便免除了阿云死刑。这个案件是皇帝钦定,也就不可更改了。

但是司马光极力反对,在朝堂上争辩,要求皇帝改判。认为已有婚约便是夫妇,谋杀亲夫是大罪,不杀不足以正纲常伦理。王安石自然认可皇帝的判决,这一个小案子让当朝两位大臣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是以神宗皇帝特摄,阿云得意活命。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改革派占据上风,司马光跑到洛阳修《资治通鉴》去了。

18年后,王安石早已经国两次罢相,宋神宗也忧疾去世,司马光上台为相。

司马光上台后第一年就重审阿云案,34岁的阿云被分尸而死。同样也宣告了王安石变法的终结。

最悲哀的固执,20年后,司马光还是杀死了阿云。

回答:

我评司马光为中国人类史上十大正面伟人之一,这十大伟人是:蔡伦、毕升,孔丘李耳,司马迁、司马光,杨坚、赵匡胤,武则天、胡适。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历史政治教科书,我们通过了解《阿云案》,看看司马迁的政治主张。

让我们看看真实的阿云案:

在阿云案之前一年,宋神宗已经下达诏书,针对阿云案这种情形,作了裁判。就是被捕召供后,免除原罪。这个案件较复杂,还是让我们看看百度一无所得大号是如何引用的资料的。

节选自我的大号“一无所得”百度号

阿云案例不那么简单啊

作者:chenoran

引用了人民法院报的文章。婚姻肯定是无效的。但是谋杀也要砍头。。。

据《宋史》记载,宋神宗于熙宁元年七月曾发布一道敕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也就是说预谋杀人未遂致人伤害的,若向官府自首,则可以减罚。神宗此举的初衷在于以宽仁为治,给犯罪人弃恶从善的自新机会。

恰好这时京东路登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叫阿云的妇人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韦阿大,“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砍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拮之,欲加刑掠,乃吐实”。

该案事实清楚,阿云因嫌弃韦阿大容貌丑陋,有预谋地实施杀人犯罪,结果未遂并致人重伤,被捕后“按问欲举”,具有自首情节。不过在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上却产生了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两派分歧。该案审理繁复,论争激烈,历时弥久,影响深远,史称阿云之狱。

初审法官登州知州许遵以阿云“许嫁未行”,尚未构成法定婚姻关系,故以一般犯罪主体对待,否则将被列入宋律十恶中的恶逆罪(谋杀亲夫);尔后依照皇帝敕令得出“从减等断遣”的减刑意见,免阿云一死。案件奏报朝廷后,复审机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刑院和大理寺认可许遵关于阿云犯罪主体资格的判断,但在定罪方面,却选择适用与皇帝敕令冲突的宋律条文,即《宋刑统》“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改判阿云以“谋杀已伤”论绞。宋神宗御决时赦免阿云死罪。

许遵不服审刑大理的改判,上书御前提出异议,神宗诏送刑部复审。然而刑部却公然对抗神宗“敕贷阿云死”的终裁,在支持改判意见的同时认定许遵枉法裁判。如果神宗此时接受刑部的复审结果,那么阿云之狱将就此画上句号。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不久前颁布的皇帝敕令乃是一纸空文,神宗当然考虑到了这一后果,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嘉奖许遵并调其入京任职大理寺,以一纸任命暗示了自己的倾向。

岂料御史台(又称台谏,国家监察机构)极力反对许遵调任,御史们纷纷上章弹劾,坚称阿云之狱刑名未定,许遵议法不当,“所见迂执”。弹章瞬间如雪,许遵势单力薄,驳斥不过,遂请求将案件发由两制(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官员,通常由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担任)讨论。神宗心里明白,尽管台谏矛头表面上直指许遵,但实际上是以否定皇帝敕令效力为最终靶心的。他招来精研律法的翰林学士王安石和司马光共议,两人舌灿莲花,王安石主许遵之见,司马光从刑部所断。皇帝诏从安石所议。但御史滕埔和钱颛仍不依不饶,请求再选官定议。神宗又招来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议,结果三人主安石所议,对此神宗再次予以肯定。

审刑院和大理寺的法官齐恢、王师元等人继续发难,弹劾吕公著“所议为不当”。神宗三诏法官同安石集议,两方反复论辩,法官益坚其说。虽然两方僵局未破,但神宗却在臣僚对抗中敏锐地嗅探到提升敕令地位的机会,他于熙宁二年二月庚子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在敕律冲突中撕开了以敕破律的口子。

同月,王安石拜参政知事,开始主持变法。这一连串事件激起了司马光派士大夫的不满,刑部和御史台联合抗议,拒不执行庚子诏书。宋神宗感觉到形势过于紧张,为缓和对立矛盾,第三次下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

案件到此还未结束。宋神宗经不住此后一干持司马光派观点的臣僚再三请求,将该案交由两府,即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同议,结果仍是议而不合。最后神宗于熙宁二年八月第四次下诏,废除第三次诏,要求按二月庚子诏书从事。至此,论争了一年之久的谋杀自首法乃定,皇帝敕令成功破律,成为通行全国的法律。

纵观两派的辩论逻辑,司马光原律寻义,在敕律冲突中坚持站在律的立场上;王安石以敕为尊,甚至不惜曲律以从敕。依律“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单纯的杀伤行为不得适用自首减罚;又“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在“所因之罪+杀伤行为”模式中可以适用自首减罚,因为减免的是所因之罪而不是杀伤行为。问题就在于阿云谋杀已伤中的“谋”能否归入“所因之罪”。司马光从律曰不可,禁止自首减罚;王安石从敕曰可,应当自首减罚。

司马光紧扣律文,认为“谋”不能归入“所因之罪”,他主张将“因”解释为数罪之间的先后关系,即在犯劫囚、略卖人之类独立的本无杀伤之意而致伤害的“所因之罪”中才适用自首减罚,而“谋”如果脱离了杀伤的内容,就成了常人平日里的思考谋虑,根本算不上犯罪,换言之,谋只有在实际犯罪中才有意义,单独不构成犯罪。

王安石不惜损律意以奉帝敕,对审刑大理的改判依据做了曲解。“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三者分别对应现代刑法中杀人预备、未遂和既遂。原本律文中“已伤者”和“已杀者”理应理解为谋杀人罪的加重情节,因犯罪后果不同而分别科刑。王安石却根据处刑差异,执意将一罪的三种情节理解为三种独立的犯罪,就此将“谋”独立出来,构成了“所因之罪”的一种。

不管王安石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事实上,这场围绕阿云之狱展开的法律论争究竟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宋神宗获得了全胜。阿云案争议结束后,他旋即降诏:“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不裁者,一断以敕”,并把自唐以来沿袭已久的“律令格式”修改为“敕令格式”,在将“律”剔除的同时设立专门的编敕机关,保证敕令畅通。(一无所得注,此令诏书效力高于宋刑律,后代以特赦代替这种做法)

宋神宗的胜利又岂止于此,以敕破律以及支持王安石变法拉开了他扩充皇权的序幕。对于这场敕律之争,人们往往从变法与反变法出发,将王安石归入锐意革新的改革派,将司马光列为谨守成宪的守旧派,认为王安石变法是进步的,为其遭到守旧势力反扑和挤压而扼腕痛心。这种观点忽视了变法背后潜藏着的宋神宗推行皇权专制的真实目的。

宋代神宗之前封建君主官僚制度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行并且造就了国运昌盛的大宋王朝,其奥秘之一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名义上领导相权,实则受相权牵制,皇权与相权双向制约的同时还受到台谏的监督,形成了君主、宰执、台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格局,具有分权制衡的内在机理,阿云之狱中不断掀起的反对声浪正是这一格局运作的真切写照。随着大宋国力增强,政权趋于稳定,宋神宗不能容忍大权旁落,更不能容忍皇权掣肘。他想要乾纲独断创立伟业追比先皇,就必须在与相权和台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这胜利的唯一路径和最终效果就是取消对皇权的一切制衡和监督,杜绝分权和反对的可能。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口号以及严守帝敕的表现正中神宗意欲替皇权“松绑”的下怀。借助王安石变法,神宗分裂原来的士大夫阶层,培养出唯其命是从的变法派官员集团。随着变法推行日久,皇权专制渐成,此时他需要的仅仅是个听话能干的宰臣而已,而王安石又不能屈自为用,因此他利用市易司事件逼安石辞职,终神宗之世,王安石未再入朝。

此后,皇帝本人日益走向前台,独断政务,而宰执则以敬奉成命、趋承左右的疲弱形象出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朝廷附庸,沦为掌权者打击政敌、剥夺士大夫议政自由的工具。在神宗胜利的身后,北宋在他亲手开创的崩溃之路上加速狂奔,交替的党争、政治整肃打掉了政权最后的精神,皇权肆意地折腾摧毁了国家的元气,丧失操守的官僚媚权于朝廷上下,将北宋推入灭亡的深渊。当神宗晚年乾纲独断最终成为现实的时候,龙椅上的他恐怕没有想到,他声称的“变法改革”偏偏“改”掉了最应坚持的东西,而真正需要改革的皇权专制反被他大大增强。“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这个道理他再也没有机会学习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汤之铭评论,赞成王安石的人后来造谣司马光杀了阿云,这种低档次的抹黑实在令人看不下去了。

司马光在阿云案中,关心的是诏书还是宋律效力高。他的一派意见是,我们不执行诏书。王安石一派意见是,执行诏书。

后代混乱的国家都是执行诏书,如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而法治国家选择执行律令,遇到特殊案件由总统或者首脑特赦。

王安石一派支持扩大帝王权力,使政府和三省六部参加决策的能力大大削弱了,政府变成皇帝的下属和纯粹执行机构,这导致北宋相互制约的基本政治体系的崩溃。出了宋徽宗这样的君主,加上这个政体,北宋灭亡了。

回答:

一个成功的史学家,品德高尚的君子,失败的政治家。

关于司马光的评价,历代都挺高,但大部分是在说文章道德,不涉及政治。

一朝为相,尽废新法,纯粹是为了意气之争,对人不对事,无论是气度还是眼光都不足以担任帝国宰相。

外交策略受限于内政,只能以弃土示好,割地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是好事。这种外交到挺像一个著名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奉行绥靖政策。

总之,司马光不适合担任宰相,甚至不适合从政,这和他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有关。司马光的政治生涯印证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的正确性。

就史学而言,司马光完全可以傲世古今,凭此名留青史,一部《资治通鉴》光辉照耀千古。

回答:

提出这个问题的兄台,你想想,我们当代人对古人的了解大都通过历史资料与文献书籍,然而真的想通过这些冰冷的文字记载
, 去全方面并且深刻的了解一位古人,大家不觉得太片面了吗?

所以说,对于早已仙去的古人,我更多的则是怀着一份敬畏之心看待他曾经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不敢肆意评价,更没有资格去评价!

回答:

简单一点,就是保守派,王安石的对头,最痛恨王安石了,王安石的接班人就是蔡京。

回答:

有才华,保守党的代表,编写了《资治通鉴》,文化素养很高。但是属于传统的保皇派,反对变革。

回答:

司马光?司马南的亲戚吧?大五毛?。。😂

这些还不算,司马光一执政,废尽王安石新法,导致国力下降就不说了。

他还“崽卖爷田不心疼”居然把大宋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得来的西北国土割给西夏!

此举说明,面对强敌,他和李鸿章也差不多!

废尽新法后,司马光去世。但是北宋新旧党争,却由此愈演愈烈!从宋哲宗到宋徽宗,此起彼伏,消停不下来。

割地西夏,导致北宋禁军集中于西北,正北方防务严重空虚。

自古用兵,南上难,北下易。靖康之耻的祸根,也由此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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