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在蒋介石眼中谁是“秦桧”

2016-06-28 22:30:34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在蒋介石眼中谁是扮演的秦桧这种角色?关于扮演秦桧这个角色的人被认为是叶公超?何以这样子的结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从历史背景、人物关系去探索其中的线索。阅读推荐》》》》》蒋介石为何伤害“盟兄”?揭秘济南惨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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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英文造诣极佳,前半生投身文学,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后半生出仕官场,为蒋介石折冲外交。外界虽评价不一,但一如朱自清说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从叶公超毕生不改恃才傲物、见大人而藐之的作风看来,的确是评。

叶公超最令人难解的际遇,就是在政涯最高点被蒋自美召回述职,并由炙手可热的驻美大使下放为政务委员,闲散20年。外界长期以来均以蒋介石不满国府未能阻挡外蒙入联,有辱国家颜面而迁怒第一线的叶公超,为此负责下台。

殊不知,蒋介石对外高喊“汉贼不两立”,但私下早就不阻挡外蒙入联案而与美方达成默契,换取肯尼迪政府对“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实质支持,叶公超去职,实与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与愤恨有关。却意外让外界真以为蒋介石对美如此强硬,等于帮蒋背了一辈子黑锅。

综观叶公超的宿命,蒋介石之所以出重手,非去之而后快;其原因不外乎出言犯上,为美买办,最后则是领导层内部微妙的接班风暴,让这位喜怒无常、恃才傲物的才子型人物书空咄咄,落得憔悴下场。

其实,叶公超见大人而藐之的做派早就声名在外,在他眼中,美国总统肯尼迪不过是名花花公子;连对他颇为礼遇的陈诚都曾因口角互生嫌隙。伴君如伴虎,何况作风老派的蒋介石?

偏偏叶公超的才气又让他在外交折冲屡建奇功。特别在当局风雨飘摇的五零年代,他出任外交部长,先后签订对日和约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接着于1958年出使美国,好为老蒋稳住最重要友邦及联合国席次攻防,可以说,老蒋当时对叶公超颇为倚重,更是台美间最重要官方桥梁,也深获美国政界好评。

叶公超英文造诣极佳,前半生投身文学,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后半生出仕官场,为蒋介石折冲外交。外界虽评价不一,但一如朱自清说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从叶公超毕生不改恃才傲物、见大人而藐之的作风看来,的确是评。

文章出处历史lishiqw.com

叶公超最令人难解的际遇,就是在政涯最高点被蒋自美召回述职,并由炙手可热的驻美大使下放为政务委员,闲散20年。外界长期以来均以蒋介石不满国府未能阻挡外蒙入联,有辱国家颜面而迁怒第一线的叶公超,为此负责下台。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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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世纪》,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殊不知,蒋介石对外高喊“汉贼不两立”,但私下早就不阻挡外蒙入联案而与美方达成默契,换取肯尼迪政府对“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实质支持,叶公超去职,实与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与愤恨有关。却意外让外界真以为蒋介石对美如此强硬,等于帮蒋背了一辈子黑锅。

曹文彦密报成了蒋、叶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综观叶公超的宿命,蒋介石之所以出重手,非去之而后快;其原因不外乎出言犯上,为美买办,最后则是领导层内部微妙的接班风暴,让这位喜怒无常、恃才傲物的才子型人物书空咄咄,落得憔悴下场。

1961年,台湾奋力阻止蒙古入联合国大会未果,引发台湾政坛的剧烈震动。其后不久,时任“驻美大使”的叶公超,“骤然”遭贬。

其实,叶公超见大人而藐之的做派早就声名在外,在他眼中,美国总统肯尼迪不过是名花花公子;连对他颇为礼遇的陈诚都曾因口角互生嫌隙。伴君如伴虎,何况作风老派的蒋介石?

叶公超(1904-1981),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20年赴美国留学,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起进入政界,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部长等职。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叶公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任“首席全权代表”等。1958年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被蒋介石免职。叶公超跨政、学两界,曾是新月派的作家,其英文水平为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叶公超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自视甚高,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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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追随蒋介石甚为忠诚。他突然遭贬,外界揣测连连。有云,叶氏被贬,乃因其泄露了台湾在蒙古入会问题上的底牌,导致台湾对美交涉中的被动;有云,叶氏被罢职,实因“祸从口出”,辱骂蒋介石是“一条狗”,被叶氏的僚属曹文彦密参一本,令蒋怒不可遏。然而,这均是局外人的推测。蒋介石是此事的主导者,他对叶公超的不满情绪是怎样累积的,对叶氏强硬处置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曹氏密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通过梳理1961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记述,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叶公超被贬之因。

偏偏叶公超的才气又让他在外交折冲屡建奇功。特别在当局风雨飘摇的五零年代,他出任外交部长,先后签订对日和约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接着于1958年出使美国,好为老蒋稳住最重要友邦及联合国席次攻防,可以说,老蒋当时对叶公超颇为倚重,更是台美间最重要官方桥梁,也深获美国政界好评。

蒋介石1961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对叶公超的不满之语,是在5月1日。当日,蒋介石记道:

直至1961年,美国同意让已宣布独立的外蒙入联,却面临台湾反弹,蒋介石对外均宣称不会屈服压力,不惜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外蒙入会,“宁可玉碎、不以瓦全”;美国务院则放话老蒋如执意否决,将造成“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果。双方针锋相对,外交陷入僵局。叶公超居中协调,责任吃重。

叶某之奸滑言行,当不出于我意想之中。而其对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发觉尚早,犹有准备之时间。惟其投机成性,如政府势力强固,彼当不敢叛变。但应切实戒备,如我略有弱点予以可乘之隙,则其推波助澜出卖国家,成为吴逆第二,乃意中事。

1961年10月,叶公超因此案奉召返国述职,连他自己都认为仅是官样文章,去去就回,没想到就此被“自行请辞”。外界不解之余,因此把蒋介石不满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案当作导火线,认为叶公超以此获罪于上。直到近期,越来越多关于蒋介石私人记述曝光,才知道叶公超得罪老蒋已非三尺之寒。

十年来,更觉文人之无德妄为,毫无国家观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买办,凡长于洋语者,无不以一等奴隶自居为得意,可悲极矣。应切记。(《日记》,1961年5月1日)

特别天高皇帝远,叶公超赴美后脾气从不收敛,反而越骂越凶,不时对蒋介石失了恭谨,早就被人私下盯上。1961年4月,时任“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曹文彦将叶的言行汇整为600多字密件传回台北,指控叶公超不但瞧不起蒋介石,甚至用英语说过“ChangKaiShekisnobody—adog!”这些话,语多不敬;甚至称“在美国,没有人全心拥护这政府”;成了蒋、叶关系恶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说,曹文彦向蒋介石密报叶辱骂他之文写于4月8日,那么,此段文字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对曹氏所报叶公超对其“污辱”的反应。因蒋介石声称,虽对叶公超的“奸滑言行”早有所知,但未曾料想,叶氏对其本人的“污辱”竟然“至此”程度。蒋介石由此上纲上线,预测叶公超将会“叛变”,成为第二个吴国桢。值得注意的是,因叶公超的刺激,引出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一般文人的不满,尤其是对“留美之文化买办”的愤恨。看似毫无道理的迁怒,却反映出蒋在与美国交涉的十年中,因不断地“受辱”,积压了对与美国直接交涉的“外交官”疑忌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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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交涉受挫,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

蒋介石知情后怒不可遏,甚至私下秘密召见曹文彦了解详情。才在5月间日记直斥叶公超,“其对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之后更屡以“叶逆”、“叶奸”视之,称他“言行可恶,其媚外成性,尤为可虑”;“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叶公超的命运轨迹就此往谷底猛坠。

8月下旬,蒋介石决意不为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压力所屈服,不惜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蒙古入会。但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发现美国态度强硬,无法更改其政策,便向台北方面力陈,应放弃对蒙古入会案使用否决权。蒋介石叹曰“可痛”,怒斥叶公超是“汉奸卖国之所为”,认为“此奸不除,必为国患”。(《日记》,1961年8月23日),将叶定性为“汉奸”了。8月26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坚持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极为不满。9月1日,叶公超转达美方的意见。蒋自述,对美方的这一反应早有预料,但对叶公超“又大惊小怪”,不禁“痛愤”。叶公超本只是奉职向蒋传达美国方面的意见,蒋无力改变美国的立场,便迁怒叶氏“对政府表示其惊惶不了之词”,却不敢对美方“正色直言相告”,“徒觉可耻而已”。(《日记》,1961年9月1日)次日,蒋介石因感“叶奸言行可恶,其媚外成性,尤为可虑”,提出召叶公超回台,以免为美国务院利用。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却认为叶“可信”,遂暂放弃此意,却又怪陈诚“不明善恶,不分忠奸”。(《日记》,1961年9月2日)若非陈诚阻止,或许早于9月初,叶氏已被蒋召回台湾。

叶公超获罪于上的第二点,就是被蒋介石视为美国买办,“借外力以自重,对内欺诈恫吓”。其实,蒋介石长年得利于美国甚多,但他始终对美国干预内政的作法抱持高度戒心,49年之际,美国公开宣布放弃国民党、并将丢失大陆责任归咎于他,动辄对蒋政权打压、牵制的作法,更让蒋介石深感痛恨又莫可奈何。

9月26日,各方运作使安理会延期审议蒙古入会案,意欲在此期间继续对台湾施压,美国更向蒋介石发出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重压之下,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9月底,蒋在日记中不惜笔墨,挞伐叶公超:

偏偏友美的知识分子、开明派人士或与外交官,向来对蒋语多讥讽,让老蒋深感掣肘。影响所及,凡与美国关系友好人士,蒋介石私下评价都不高,从胡适到叶公超,从吴国祯到孙立人,都因此饱受老蒋恶言相向。而他这种越依赖美国,却又对亲美人士刻意鄙视、打压,动辄将其视为“买办”的作法,绝非个案。

除外有“鲁丑”(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引者)之压迫以外,尚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日记》,196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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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拿胡适来说,由于他驻美期间没法打进上层政经结构,或为蒋介石争取大批金钱或军事援助,被宋子文取代不说,还被老蒋酸了一顿,称胡适是“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甚至“对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借外国势力,以固其地位,损害国家威信亦在所不惜”,真的是字字诛心。

10月初,土耳其等原先允诺在蒙古入会案问题上支持台湾的国家,也相继改变立场,台湾陷入孤立无援之境。蒋介石此时也顶不住压力,酝酿改变原定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10月6日,蒋介石得悉肯尼迪准备于11日对外宣布,美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一切机构”维护台湾地位,并继续坚决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一切机构”。蒋介石认为这种表态“仍是空调反对共匪入会,而非我所要求者,其间且大有出入”。蒋进而认定,此一交涉结果皆因叶公超未能遵令坚持立场,与美方强硬交涉所致。蒋十分震怒,夜间竟“又失眠”,自述为“年来最苦闷之一次”。(《日记》,1961年10月7日)

统一中国有功,守不住江山有罪蒋介

这说明,蒋介石对叶氏的容忍已至极限。当时,在美国及联合国为此问题奋斗的一线“外交官”,如蒋廷黻等也因此被波及,遭蒋介石责难:

我在美外交人员如叶、蒋等认为我已改变政策,大施技俩以示好美国政府,而反胁制与压迫政府,使能依照他们所拟定的不否决外蒙之意见实施也,可痛之至!政客总是政客、奸徒总是奸徒,只造成其个人地位,而毫不为国家得失的根本方针一加计较也。(《日记》,1961年10月7日,)。

10月9日,蒋介石约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次长”许绍昌谈对美交涉问题。许转达叶公超来电,蒋闻后又“不胜痛愤”,斥其“欺诈威胁的卖国媚外的心态毕露”,“乃决令辞修电叶回国述职”。值得回味的是,蒋竟担心叶公超抗命不归,发出“未知其果能奉命速回否”的疑问。(《日记》,1961年10月9日)

两天后,陈诚谒见蒋介石,商讨“对美交涉方针与公超是否回来”。蒋认为,叶公超留在美国“不惟无助于交涉,只有妨碍交涉,以其自定政策压制政府,献媚于外,且必欲由其一手包办而决非执行其政府之政策”。至此,召叶公超回台湾成定局。叶公超接到召令后,立即匆忙返台。蒋却又认为“公超急欲离台回美,且其神经已显露紧张不安之情绪,是贼胆心虚乎?”(《日记》,1961年10月14日)事已至此,蒋对叶公超已全无信任,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

事实上,在与美方的交涉陷入僵局时,蒋介石已绕过“外交部”,启动了一条私人“外交”渠道,即令其子蒋经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接洽,由克莱恩直接向肯尼迪总统传达台湾方面的意愿。10月14日,克莱恩与蒋经国商妥蒋介石与肯尼迪秘密协议的要点。蒋介石对此表示满意。次日,蒋介石召见叶公超,质问其所拟与美国交换条件的“秘密保证中,不敢提其使用否决权;在其公开声明中,连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则尚有何意义?”(《日记》,1961年10月15日)蒋介石既然已获肯尼迪同意对此做秘密保证的让步,此举也就不过是为证明自己此前对叶公超“卖国求荣”的判断了。

或许,通过蒋介石对围绕秘密保证一事对美交涉的总结,能更清楚地看出蒋对叶氏的观感。蒋对此有如下记述:

第二周,即八日,国务院对我要求之拒绝,交涉又告中断,中美关系濒临最后关头,乃令公超回国述职,亦示美以决绝之意,忽于十二日当公超离美之时,甘乃自动与我作直接解决之提议。十三日,公超回台。十四日,甘乃依我从前要求,惟其对匪入会时美可使用否决权之要求改为秘密保证。余既允其所求,而公超尚夸夸称其与白宫能如何接近与交涉之有力,安知已完全依我要求直接解决,此既公超认为徒增反感绝难提出之条件也。(《日记》,1961年10月30日)

蒋甚至将召令叶公超返台,视为“解决内部困难,防止其外卖国之一大关键”,认为“与对美外交成功同样重要”(《日记》,1961年10月14日)。

10月18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表示感谢之意,以在获得口头秘密保证的同时,多一层书面保障。至此,围绕蒙古入会案的对美交涉告一段落,蒋介石除去心头大石。19日,蒋自述午睡甚酣,“此为数周来最能安眠熟睡之一次也。因为以对美外交问题得能如此解决,不仅对外可以建威信,更是对内得以消萌耳。内奸叶逆自不敢撒狡抗命矣。”(《日记》,1961年10月20日)

叶公超成为“替罪羊”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

此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对叶公超的处置问题。蒋最初有如下考虑:

叶逆之处理步骤:甲、下周暗示其自动辞职,行政院派为顾问?乙、令其自反、自新、安分修养;丙、驻美大使人选:之迈;丁、人选未定前派员暂代馆务。(《日记》,1961年10月21日)

10月26日上午,蒋介石至“总统府”与张群讨论这一问题。10月27日,蒋仍考虑此事:“一、处置叶逆问题从速解决;二、继任美使人选蒋廷黻、陈之迈、陈立夫。上午,致辞修函,为处理叶逆问题之商讨,并附叶逆之逆迹一份,使知其事实也。(《日记》,1961年10月27日)

处置叶公超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如何处置,他则有所顾虑:其一、陈诚原对召回叶公超就有所保留,此时陈诚正处病中,如何让陈接受,并且认同。其二、继任人选的问题,如何不至于在美国方面引起风波。

10月28日,陈诚复函蒋,“同意去叶”。陈诚同意后,蒋介石数度与张群研商,讨论的重点已转移至“对外尚有顾虑”。(《日记》,1961年10月27日)

10月30日,蒋介石致函陈诚,将“驻美大使人选以蒋廷黻为宜之意告之”。(《日记》,1961年10月30日)11月2日,蒋介石决定电令蒋廷黻“速受驻美大使任务,以岳军名义转达方式行之”。(《日记》,1961年11月2日)

11月18日,“总统府”令:“驻美大使”叶公超另有任用,应予免职。特任蒋廷黻为“驻美大使”,仍兼“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经多人说情,蒋也未对叶公超为严厉处罚,而令其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等闲职。蒋介石自述对叶公超的此种处置,实是基于“国内外关系”的考虑,且是对叶氏“姑再试之”。(《日记》,1961年11月18日)至此,对叶公超的处置告一段落。

纵观蒋介石对叶公超丧失信任,失去耐心,终至欲除之而后快的过程,有数点值得注意:其一,曹文彦密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至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其二,蒋介石首次动议召令叶公超回台湾,是在9月初。蒋介石每遇对美交涉受挫之时,对叶公超的怨愤便增长一分。其三,但凡主张对美交涉时应实事求是,注意技巧与策略的“外交官”,均不免遭蒋介石责难。

台湾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身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却每次对交涉期望过大,采取强硬态度,命在第一线的“外交官”执行,但终因实力有限,对美交涉多以退让妥协告终。蒋并不自审,反而将所有过错归结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外交官”,让他们充当“替罪羊”,以此维持自己的“形象”。

蒋介石这种不信任下属,功成归己,错咎他人的处事方式,在其处理叶公超的过程中,充分显露。

(作者陈红民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晶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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