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 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领袖今在何在?

2016-06-28 22:31:13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当年的五位叱咤风云的学生造反派领袖,在岁月走过时,才发现自己所处的是怎样荒唐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这样的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找到答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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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北京高校有五大广为人知的造反派领袖,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如今的他们是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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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大之聂元梓
来自河南、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初,在康生的授意下,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造反运动,文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聂元梓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并在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的接见。
1968年11月,聂当选为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然而,第二年,随着政治使命的完结,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次年,在其要求下,回京治病。

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鼎鼎大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牵头作者聂元梓仍然活着。聂元梓今年80岁。人们对她1966年”文革”发动期那张冲击北京大学领导者和北京市委工作部门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在。

我只好耐心等下次毛主席接见。这期间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处游玩,还参观了鲁迅展览馆。那时故宫还不对外开放,可能是怕狂热的红卫兵给破四旧了吧。八大院校根本不想去,颐和园又太远了,因为坐公交车要排五六里长的队。每天就在北京的大街上闲逛,那时北京街头大小字报、传单满天飞。

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支持,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两年后(1968年
7月27日),毛主席宣布派工、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起下台,失去了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

有一天,我在街上捡到一张小字报,是朱德在北京大学讲话的传单,题目是打倒奴隶主义。讲话的内容很简短,核心是教育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不要跟风跑。讲话的最后重复了两遍“打倒奴隶主义”。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早年经历

第二天,北京街头就出现了“打倒大军阀朱德”的大标语。但很快被中央派人洗刷掉了。之后不久,就看到毛主席就这一事件的讲话传单,毛主席说:“有人要批斗朱老总,那我就陪老总去接受批斗好了。”这场要批斗朱老总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聂元梓出身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其父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

还有一次,不知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的大字标语。听说很快就被周总理派人给刷洗干净了。

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是滑县共产党的先行者、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聂真生于1907年,今年94岁,头脑清楚,记忆力尚好,离休时是正部级干部。聂氏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最小的,也是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的一个。聂元梓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除二哥是参加革命、未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其他都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

还有一天,我正在天安门广场闲逛,忽然看见一队大学生,举着“长征”字样的红旗,走到毛主席画像前宣誓。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就报道了这件事。记得可能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十几个学生,徒步进京串联,效仿当年红军长征。之后,红卫兵长征活动就兴起了,有些小学生也不坐车,徒步串联。一个学习、效仿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红卫兵长征热潮迅速遍布全国各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哥参与领导的滑县共产党县委创立后,在其父母支持掩护和物资支援下,曾长期在他家办公。抗战开始,他家更成了过往八路军人员的家,管住宿、吃饭、医疗,还有经费的支援。敌人占据家乡后,母亲曾遭逮捕,狱中坚强不屈。随后父母都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七七事变后,只念了两年初中的少年聂元梓,便跟随二姐和姐夫,到了山西太原,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实际主持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正式参加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就是这些只有热情不懂政治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还给为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女学生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态支持红卫兵运动,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给校党委的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6岁的聂元梓,首次参加的便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领导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王世英当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长,那时迫切需要办一份地下情报刊物,来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时提供战时情报。

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 ,5月25日,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凭这张大字报,聂元梓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王世英选派刘贯一当这份刊物的主编,让聂家姐妹来做刘贯一的助手。他们三人在一个小院,组成个工作”家庭”。刘假扮”姐夫”,刘和姐姐出去跑情报。聂元梓留在家里守摊,将编好的文稿刻钢板,写蜡纸,印刷。这份油印情报小刊,范围极小,总共印5份,专供中共中央毛、刘、周、朱、彭5位阅读参考。

聂元梓虽然只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但在文革中还是风云一时,她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1968年11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粉碎“四人帮”后,这几个人都判刑入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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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事上,让周恩来总理费了好多心血。头几次接见,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站在广场上,由林彪、周恩来讲话,指导运动方向,然后红卫兵依次从金水桥前通过。可是走在前面的红卫兵到了金水桥,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就站在那里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样一场接见下来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年已73岁高龄的毛泽东站立这样久,身体吃不消。

“文革”中的聂元梓

后来就改用大卡车,红卫兵乘坐大卡车从城楼下通过。但这样接见,一来红卫兵有意见,二来接见的人数有限。后来又改为在长安街接见,红卫兵站在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坐敞篷汽车,从长安街自西向东行驶,这样一次可以接见几百万的红卫兵。

聂元梓1953年已经定级为12级干部,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元梓的家庭生活遇见挫折,她的爱人生活作风犯了错误,这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这给她的情绪以不小的打击。他们终于办了离婚手续。聂元梓想换个环境,到北京去工作。1959年,她将孩子们分别在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做了安置。经过她大哥向北大校长陆平介绍,聂元梓于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

但这样接见也有安全问题,车开太快,红卫兵还没看清毛主席就过去了,车开太慢,又怕两边的群众涌上来堵塞交通,权衡利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也只好采用敞篷车的接见方式。

“文革”初期聂元梓充当的角色

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100万,我刚好是在第7次接见中见到毛主席的。1966年11月11日,我们凌晨三点起床吃饭,每人发了两个苹果、两个面包、一瓶汽水。四点钟排队出发,我们这批住在外交部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安排坐在长安街南边的人行路上,南北方向每列10人,最前面的三名是解放军战士。我们按划分好的位置坐下来,很快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就坐满了红卫兵,听说那天共有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等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牵头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使聂成为毛泽东亲自支持、树立的、执行他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革命路线的一个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帜。从这天起,聂元梓在”文革”发动时期所充当的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聂元梓着实有点儿受宠若惊。那张大字报结尾,她添加的一小段文字和”保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正是她心里的话。

等候的红卫兵不停地大唱语录歌。过了早上八点,有几辆小汽车不断地在长安街上往返,巡视安全。上午十点钟,天安门那边传来了《东方红》乐曲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万众齐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天空。为了防止激动的红卫兵冲上街头堵塞交通,前三排的解放军战士手挽手挡住后面激动的人群。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推进”文革”的会议。聂元梓再次获殊荣,她和北大教员张恩慈、杨克明一起列席此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要他们回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终生难忘的时刻,我看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缓缓开过来了,毛主席站在第一辆小汽车上,身材高大魁梧,红光满面,不断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站在他的两旁。在后面的汽车上我还看到了满头白发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别的人没有看清车就过去了。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错误路线”。

检阅过后,我们排队返回外交部中学,长安街两侧一片狼藉,被踩落的鞋子和废弃物遍地。

这样一来,在工作组失势、北大校园经历了一段空白日子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结束,由当时”中央文革”分管高校运动的副组长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受命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备组织。9月11日,经过选举,她正式当上了”校文革”主任。

第二天,我就南下上海串联。早饭后,在红卫兵接待站登记,领乘车证,上面写着车次和去往城市的站名,还带上些馒头,我和丁九宇同学去北京站。那时,从北京上车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有的人排了几天的队都挤不上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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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站的时候,刚好有一队长长的队伍进站,是去东北方向的。我们就跟在后面,当经过检票口时,我们就把乘车证一晃,混进站了。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缓缓进站了,还没等火车停稳,我们就冲上火车,在靠近窗口的位置抢到个位置坐下,这样就免除了几日车上站立的辛苦了。

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火车爬行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凌晨三点钟开进了上海站。这三天,饿了我们就吃从北京带来的馒头,渴了就在火车进站停靠时从窗口爬出去喝站内的自来水。下了车,找到红卫兵接待站,排队登记,被一辆车送到了上海延安中路无线电仪表工业局住下。这里条件不错,虽然没有铺盖,但有木地板,起码比睡水泥地好多了。吃饭一日三餐大米饭,有时还有点菜。

1967~1968年的聂元梓

到了上海的第二天一早,我俩也没顾得上休息,仿佛火车上三天三夜的辛苦烟消云散一般,直奔南京路,看到了24层的上海国际饭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高的楼房,可能也是中国当时最高的楼吧?然后又去了外滩,欣赏黄浦江。

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感到不可捉摸,也失去热情和信心。她认为好些老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群众组织也分裂了,局势混乱没个停,”文革”肯定搞糟了。但她的观点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被有的人”破坏”了,她指的是中央文革中的人和谢富治。

下午去参观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那是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一间不大的屋子,摆放着一条长方桌,围着12张椅子,墙壁上挂着毛泽东、李大钊、董必武、王尽美、周佛海等12名与会代表的照片。

由此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要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没叫你下台,你怎么能随意下来呢!你要是不听他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的!尽管这样,聂还是在8月份有周总理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提出了她的辞职请求,还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意见。江青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死保
‘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干了,不行。”

第二天,刚好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也到达上海。上海街头出现了两种观点对立的大字标语,有热烈欢迎的标语,也有写着“大地主婆聂元梓滚回去”的标语。聂到了上海真可谓雷厉风行,马不停蹄,迅速召集上海造反派批斗原上海市长曹狄秋等人。批斗大会声势浩大,街头巷尾高音喇叭播放着批斗大会的实况录音,听着那些造反派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令人内心十分反感。

聂元梓在延安时就见过江青,但彼此并不熟。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人大会堂接见聂之后,某天江青邀聂上她住地共进晚餐。那回江青真是向她交心,讲了刘少奇夫妇的坏话,讲了外界不知的她搞京剧改革,彭真如何”刁难”她。她的目的是以心换心,将聂收为心腹走卒。

有一天,我在南京路上闲逛,忽然发现一张题目“刘少奇邓小平不是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看了一遍内心产生共鸣,当时我也是认为刘邓不是走资派。在场的好多群众都在抄写这篇大字报,我也拿出笔和日记本,将这篇大字报全部抄写下来。大字报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来说明刘邓不是走资派,并举出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话,最后得出把刘邓打成走资派是一个错误。最后大字报的署名是吴兵,其潜台词是:刘邓之所以被打成走资派是因为手里“无兵权”。

她嘱咐聂,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她。但聂怎么做的呢?成立”校文革”,有事她按组织程序直接找当时分工管高校”文革”的”文革小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这是聂得罪江之始。不久江青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派人将聂弄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变相软禁数天,并要聂交出成立”校文革”期间,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我在上海一共呆了十几天,先后去了上海大世界、西郊公园、自然博物馆、工业展览馆等,但从没到各大学看大字报,也不参加批斗大会。本来计划上海串联后,继续南下杭州、广州,可是这时党中央下发了暂停红卫兵串联的通知,一生十分听党的话,是我的准则,当下决定北上返回。

1967年,聂元梓辞职未获批准,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她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物的矛盾更趋激化,他们在对聂元梓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之后,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

返回途中经过苏州,被安排在苏州郊区一所农校,晚上同住一室的还有广西两名学生和长春两名学生。彼此认识后,我便把在上海抄写的“刘邓不是走资派”的大字报念给他们听,几位素不相识的同学异口同声地说:“刘邓不是走资派,刘少奇是国家元首。”可见当时刘少奇在全国人民的威望还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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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自在人心,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那是1969年秋,我回老家时,有一天一屋子的人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有人跟着报纸的论调大谈刘少奇坏话,这时,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有读过一天书的我三叔,大声说:“你们可别说刘少奇不好,1960年没有刘少奇让大家开点小开荒,给点自留地,我们不早就饿死了!”

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

我们这几个初逢的学生,决定讲这篇大字报翻印散发,于是长春的一位学生去学校借来了钢板和蜡纸,把这篇文章翻印了,临走时每人带上沿路散发了。也因此事带来了一场虚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67年夏季,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发表了。文章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年底,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全会错误地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莫须有的罪名,并决定永远开除党籍,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到了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对所有人进行内查外调。这时,我想起了大串联到苏州印发为刘少奇喊冤的小字报,要是被查出来了,可见坏了。因为当时翻印那张小字报时,后面署上了辽宁省朝阳农校红卫兵我和丁九宇的名字。在那个没有法治没有人权的年代,其结果不堪设想。好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过去了。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案”不能翻。

离开苏州又到达无锡,住在一家浴池。我们没有睡觉,和同室的几位串联的学生去惠山脚下购买毛主席塑像。路上经过一条小河,我们喊了几声,一条小船划了过来把我们搭过岸,又走了几里路,来到了惠山脚下,前来购买塑像的人群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足足有一里地长。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我们站在队伍后面,等待了一个晚上。那时已是深秋十月了,深夜的无锡也是很冷的,我,们已经出来串联两月有余,身上的衣服自然很是单薄。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早上八点开始售卖了,又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我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两尊毛主席塑像。可惜全身的那个塑像在南京火车站时,被挤碎了,当时内心十分痛惜。半身的那尊塑像我万分小心地带回了家中。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她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5年。

离开无锡,来到南京,住在南京艺术学校。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学校的女同学,个个长得那么漂亮。晚上艺术学校的学生文艺演出,跳舞或唱语录歌,歌颂红太阳万寿无疆。我们在南京游览了雨花台、中山陵、总统府,那时夫子庙和秦淮河是不开放的,怕红卫兵给破四旧。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终于回到了北京,又去了趟颐和园,就全部结束了我的红卫兵大串联。

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这份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聂元梓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院受理后,请看守所转告聂写上诉的补充材料。当她的上诉补充材料写好,高级法院委托中级法院已经送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入狱不久,聂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

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数年前,我认识聂元梓之前,先认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与他闲聊起来,才知道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告诉我,他妹妹已出狱,用了别人给她取的化名在做生意。我有研究”文革”的兴趣,遂去拜访聂元梓。聂元梓的住址,后边有个”宫”
字。

我凭主观想像,以为聂元梓做生意发财了,一定是住在”宫”一类的宾馆里做大生意。见面出我预料,原来这”宫”不过是借住的她亲戚单位一处宿舍楼的地名。她只有两间小屋,房子相当老旧。聂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到现在没赚到钱,乘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倒是贴进了不少。聂还告诉我,她出狱后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这些年是靠亲友接济,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聂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

她说出狱后她差点儿病死。她不想死,也用不起贵重药,硬是靠自己练身、练腿脚,从病床上走下来了。”文革”以来,将近30年,戴着”反革命”帽子,受监管,劳改,干重体力活儿,坐牢,最难熬的日子毕竟挺过来了。

这十多年,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而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然而因有心脏病,不能轻易动手术。她经常上午步行加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觉得这对锻炼身体反而有益,心态大体是平静的。她的日常起居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生活。每天的饭食是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之类,全仗自己采购、烹制,有客人来,则添加一点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一派河南乡土风味。

她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她说,”相信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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