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第一关

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大顺军的重要战役。

1644年四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大顺军的重要战役。此战的胜利,开启清朝入主中原,征服南明政府与大顺、大西等政权,建立在全国的统治。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清帝福临年幼,辅政的多尔衮洞悉明朝连年与农民军交战,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认为入主中原时机已到。顺治元年正月,多尔衮以清帝名义致书大顺军,提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策略,李自成未予理会。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汉八旗军十余万人,离盛京西进。十一日,至辽河,闻李自成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攻取京师,明朝已亡,遂采纳明降将洪承畴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蓟州一带南下,直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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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故称榆关,据说是秦时蒙括北防匈奴,“植榆为塞”,所以边塞多榆木,榆关之名便得于此。明代曹代萧有诗曰:

从而,由攻明转为与李自成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吴三桂率兵4万原驻守宁远,阻止清军径入山海关。在大顺军直逼京畿时,吴三桂奉命率兵进关入卫京师,行抵丰润,闻京师已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遂折返山海关。李自成乃令明降将唐通领兵8000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反复思虑后决意归顺,率军离山海关进京,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遇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于是顿改初衷,打着为崇祯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还师山海关,袭击唐通部。李自成闻讯,即召文武大臣商讨对策,确定征抚兼施。在唐通一再告急求援时,李自成于四月十三偕权将军刘宗敏等率兵约10万向山海关进发。为争取吴三桂,携吴襄随军同行。吴三桂料不能敌,遂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清军在翁后遇吴三桂使者,遂改道从连山、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李自成对清军情况不明,行动迟缓,廿一日才抵达山海关下,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部成对峙之势。当晚,清军进至山海关外15里处一线集结。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
城高墙坚,
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守军除吴三桂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1万、乡勇约3万人。李自成抵关当日,向吴三桂发出逼降通牒,遭拒绝后,一面令唐通、白广恩部近2万人从一片石出边立营,断吴三桂退路,一面以主力6万分别对西罗、北翼和东罗城猛攻。吴三桂以主力列阵于西罗城石河以西一线,阻止大顺军攻关。双方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为摆脱困境,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在城上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在北翼城,大顺军利用居高临下地形,猛攻城垣,激战至翌日黎明,迫守军一部投降。但因其他各城未下,大顺军未能进据罗城。廿一日夜,唐通部在一片石被清军击败,余众退入关内。经一日激战,多尔衮已知大顺军虚实,遂采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慎战之策,欲待大顺军与吴三桂部连战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

公元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驾崩,清世祖福临继位,由于福临年幼,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多尔衮洞悉明朝连年与农民军交战,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认为入主中原时机已到。

榆关十月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廿二日晨,吴三桂见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城东二里的威远堡向多尔衮剃发称臣,归降清军,请其入关进击大顺军。多尔衮见吴三桂归顺非诈,遂偕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劲旅8万,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令吴三桂部系以白布为号任前锋。大顺军因攻坚一昼夜未能夺关,乃改取野战,自角山至渤海投入全部兵力,布一字长蛇阵,成决战架势。多尔衮以吴三桂部为右翼迎战,重兵则鳞次列阵于渤海滨大顺军阵尾薄弱处,待机出击,并告诫各部不得急进。大顺军不明清军意图,仍按原计划向吴三桂军紧逼,令旗左右挥动,来回冲杀。吴三桂因有清军压阵,顽强抵御。时狂风扬沙,咫尺不见,双方展开肉搏,大顺军不顾伤亡,把吴三桂部团团围住,血战至中午,双方均已疲惫,损失甚众。多尔衮见势,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精骑,乘风势、挥白旗,对阵直冲大顺军。大风渐止,疲惫的大顺军见清军骤至,猝不及防,阵脚渐乱,伤亡惨重,刘宗敏中箭伤。战至午后,李自成见无法挽回颓势,急令余部且战且向永平方向撤退。当清军追至范家店,李自成杀吴襄以泄忿,率余部于廿六日退回北京,旋又弃京西撤。此战,李自成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准备,同时缺乏对清军骑兵作战的经验,终为清军所乘,精锐遭受重创,未能再起。清军乘势占领北京,取得全国政权。

公元1644年正月,多尔衮以清帝名义致书大顺军,提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策略,李自成未予理会。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汉八旗军十余万人,离盛京西进。十一日,至辽河,闻李自成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攻取京师,明朝已亡,遂采纳明降将洪承畴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一带南下,直趋北京。

一阵雪花飘玉屑,西风犹趁马蹄忙。

从而,由攻明转为与李自成争夺全国的统治权。

描述了山海关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关并不完全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古榆关在今抚宁附近,四周土地空旷,无险可据,明初徐达北伐残元势力,率军来到此处,见其东八十里处“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非常险要,便把关城移到那里,成为万里长城东段的一个重要关口,由于它倚山临海,所以人们新称它为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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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确实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话说:“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真进贡诸夷,盖东北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责有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却是最紧要者也。”因此,明朝统治者对其防务十分重视,关城东北,墩台守望,鳞次栉比;柳栅沙沟,纵横路旁。特别是关城修得十分坚固,呈*****形,周围八里多,墙高数丈。且四门之上皆有城楼,透过箭窗,北望长城,蜿蜒曲折,十分雄伟;东观大海,可见巨浪“摇落千层花喷雪,怒号万里势奔雷”,极为壮观。明朝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辽东吃紧,几次大军出征皆由此通过,“兵役繁兴,商贾辐凑,五方杂处”,仿佛成了一个都会。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冲塞得地理意义,清统治者是不会不清楚的。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此据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一,《孤臣纪哭》云“兵六万”;陈济生的《再生传略,燕都日记》说率兵五万:《明史》流贼列传称率兵二十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甲申传信录》说十余万。《流寇志》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清实录》中认为李自成军有“二十余万”。近人商鸿逵撰文《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考证,大顺军东征部队不超过六万人。

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降朝鲜,抚蒙古,免除了后顾之忧,又打下了大凌河,准备进一步围困松锦。特别是天聪三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破边墙进围北京,大举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这时,便有许多议官建议攻打山海关,取得进一步向关内攻打的通道。天聪六年张弘谟就曾建议“直抵关门,再遣精骑由口外趁虚闯入,内外夹攻山海关,则关外各城可传檄定,东西道通”。宁万我更请“急图山海”,认为“宁锦八成,攻取为难;山海一区,图谋较易”,取得山海,可内外夹攻锦州等关外城池,又可进窥畿辅、北京,实在是一举两得之策。更有马光远告诫:“……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损声势,暗失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皇太极却偏偏不采纳这些建议。有人精辟地分析说,这一是因为皇太极当时迫切希望议和,影响了他对进取策略的认真思考;二是因为诸王贝勒劫掠财物的故习不改,并不重视攻城战守;三是皇太极对汉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汉官倡议攻取山海关,是否别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极心理上的提防和疑虑;四是因为攻坚不易,代价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皇太极害怕在满族发展不够充分之时入据山海,会即刻被汉族同化。

《沈馆录》云:清兵“蒙古人居多焉”。顾诚《南明史》称清军大约七、八万。

实际上,皇太极未敢在天聪年间攻取山海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军十分重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门户,因此在关前关上层层设防,并不易攻取。明朝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之所以反对王在晋、高第等人放弃辽西、退守山海的意见,就是要在山海关外层层布防――大凌河、小凌河,宁远、锦州、松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即所谓“守关当于关外守之”,使皇太极攻取山海关等于攻取十数个坚城,所耗代价并非可与仅攻占一个山海关城可比。因此,天聪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几次入关,都绕道西行,或从蒙古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趋宣大,或由延庆入居庸关,或由墙子岭毁边墙而入,全不考虑山海关。而天聪三年袁崇焕回援京师,正是自山海关调集各部扼守,自己抢居蓟州;崇德元年阿济格出边攻明,皇太极又另派多尔衮、多铎等人率劲旅往山海关进发,牵制彼处的明军,说明山海关的防守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正如后来皇太极所认为的那样,“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结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军连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开始打开通往山海关的通路。于是,崇德七年九月,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一起请求皇太极“直取北京,控断山海”,以成大业,而皇太极则坚持认为“北京如大树,不先削其两旁,何能倾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他这种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决不急躁冒进的战略思想使及其难得的,从实践上看,也是非常正确的。

《三垣笔纪》载三桂“募兵七千”,《庭闻录》载三桂收溃卒,降唐通兵“约2万人”

到顺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吴三桂奉诏尽撤辽民入关,关外宁远诸城便为清军不战而得,清军且乘胜追至山海关下,“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等待多尔衮的命令。按照皇太极生前的想法,这时攻打山海关可谓时机成熟,但他无法料及的是,形势有了突然变化,农民军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关也已为农民军所有。那么,多尔衮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这个军事重镇,然后进逼畿辅,抑或仍旧走老路,绕道而西,“毁边墙而入”?

吴三桂率兵四万原驻守宁远,阻止清军径入山海关。在大顺军直逼京畿时,吴三桂奉命率兵进关入卫京师,行抵丰润,闻京师已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遂折返山海关。李自成乃令明降将唐通领兵八千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反复思虑后决意归顺,率军离山海关进京,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遇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于是顿改初衷,打着为崇祯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还师山海关,袭击唐通部。

二、吴三桂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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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关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要求清军入援,不仅对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族地主阶级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余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伎,偕来共参评”。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金沙澳门手机版网址,李自成闻讯,即召文武大臣商讨对策,确定征抚兼施。在唐通一再告急求援时,李自成于四月十三命权将军刘宗敏等率兵约十万向山海关进发。为争取吴三桂,携明朝太子朱慈烺和吴襄随军同行。吴三桂料不能敌,遂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清军在翁后遇吴三桂使者,遂改道从连山、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清兵自四月初九出发,四月二十日,清兵抵连山,吴三桂一再催兵,清兵知李自成军迫近山海关,日夜急行,一日夜疾行二百余里,共行军十三日。

三月二十六、七日吴三桂自玉田叛归山海关,四月初消息便传入京师,但未得到确认。至唐通被击溃,吴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对大顺政权确已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这一日,“平西伯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闻讯,便于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议东征,并定于次日启程,亲政山海关。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将明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员贵戚六十余员斩于西华门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师,以安后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六万人马(注:《流寇志》说是五万,《孤臣纪哭》、《四王合传》,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均作六万,当为此数。加上已赴山海关的唐通、百广恩所部三万,当有十万上下,所以《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出东长安门赴通州,十五日抵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头部队前去攻打山海关。

李自成对清军情况不明,行动迟缓,四月二十一日才抵达山海关下,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部成对峙之势。同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于一片石、西罗城进行恶战,甫开战吴军小胜于西罗城,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

山海关之战,从事后来看,对清军和农民军来说都是关键性的一战,因为在山海关这个地方,两军将要第一次交锋,并且一决胜负。而且山海关之战的胜负,将决定两大政权的命运。李自成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后立即出征,说明他意识到了山海关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去要与清军接仗,并且始终抱有招抚吴三桂的侥幸心理。因此,他不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吴三桂之父吴襄带在军中,试图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张若骐带在军中,为他出谋划策,也是希望以张与吴三桂的亲谊关系来劝降吴三桂。因此,当吴三桂派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六人前来诈降缓师时,李自成必然受到影响。我们知道,李自成军进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卢龙直抵山海关,但在三河遇到了这六个诈降者之后,不知为何又北赴密云,然后回过头来,奔东南至卢龙?无论这是不是诈降者诡计得逞的表现,但行军路线延长,误了一天的时间,战机就被耽搁了,没有能在清军抵关之前消灭吴三桂,因此还在山海关战役发生之前,就已潜伏下了李自成农民军必败的因素。

当晚,清军进至山海关外15里处一线集结。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
城高墙坚,
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守军除吴三桂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一万、乡勇约三万人。李自成抵关当日,向吴三桂发出逼降通牒,遭拒绝后,一面令唐通、白广恩部近二万人从一片石出边立营,断吴三桂退路,一面以主力六万分别对西罗、北翼和东罗城猛攻。吴三桂以主力列阵于西罗城石河以西一线,阻止大顺军攻关。双方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为摆脱困境,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在城上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在北翼城,大顺军利用居高临下地形,猛攻城垣,激战至翌日黎明,迫守军一部投降。但因其他各城未下,大顺军未能进据罗城。二十一日夜,唐通部在一片石被清军击败,余众退入关内。经一日激战,多尔衮已知大顺军虚实,遂采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慎战之策,欲待大顺军与吴三桂部连战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

然而戏剧性的是,清军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抓住了战机、意识到这里要发生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得!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同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罗洛浑、尼堪、博洛、满达海、博和托、沈志祥,以及朝鲜国世子,与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一道诣堂子、奏乐、行礼、陈列八纛,对天行礼。然后统帅满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及三顺王、续顺公德兵马,鸣炮出征。十三日,清军到了辽河边,三、四天只走了一、二百里。多尔衮在这里把洪承畴找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降清汉官中,只有洪承畴和农民军面对面交过手,对这仗怎么打,洪承畴最有发言权。于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

阴历四月二十二日清晨,清军进至离山海关城仅二里,吴三桂见情势危急,率轻骑寥寥数员冲出重围、飞奔至关城东二里的威远堡清军营垒,跪降于多尔衮。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吴三桂表示:“倘若清军不愿助山海关明军,我也不愿返回山海关督战,李自成大军必在攻陷山海关后,一鼓作气攻向清军!”云云;多尔衮见吴三桂归顺非诈,接受吴三桂的请求,多尔衮令吴三桂按满洲习俗剃头,许诺将皇太极女建宁公主嫁给吴子吴应熊。并偕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劲旅八万,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令吴三桂部系以白布为号任前锋。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庙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一方面重申了范文程关于申严纪律、实行安抚政策的建议,一方面又通过威胁和利诱,劝告沿途官民归顺。

阴历四月二十三日辰时以前,吴三桂军渐难支撑,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三桂军向大顺军投降,多尔衮在欢喜岭的威远台上观战,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第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问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贼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受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畴当然不知道农民军此时正发兵奔赴山海关平叛,因此建议清军轻装简行,迅速绕道入边墙,从密云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农民军“逃遁”之前,围住北京。如果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并在吴三桂乞师之后仍然这样做的话,便会形成偶然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势,因为李自成的主力已离开京师,彼处只有万余守军,如清军乘虚攻下北京,便会与吴三桂一起,形成对李自成东征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农民军的境况将会更为不利。

大顺军因攻坚一昼夜未能夺关,乃改取野战,自角山至渤海投入全部兵力,布一字长蛇阵,成决战架势。多尔衮以吴三桂部为右翼迎战,重兵则鳞次列阵于渤海滨大顺军阵尾薄弱处,待机出击,并告诫各部不得急进。大顺军不明清军意图,仍按原计划向吴三桂军紧逼,令旗左右挥动,来回冲杀。吴三桂因有清军压阵,顽强抵御。

第三:“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观其埋伏,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军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对于如何与农民军交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畴敦请多尔衮重视农民军的战斗力,不要对其掉以轻心,对多尔衮后来的决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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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后事态发展来看,多尔衮基本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尽管此次出兵意在夺取中原,但对农民军的沿边防御,如山海关等关的手背情况不甚了解,使多尔衮不敢贸然轻进,只得缓缓前行。到十四日,多尔衮还传令于次日行猎。十五日到翁后,仍不过离沈阳三百多里,显然是在犹豫观望。然而就在这时,从南边来了两名使者,他们的突然到来,竟使整个局势改观,可以说对满族本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乃至对中国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效果如此,当然是当事人们所无法料及的。

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不利于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双方展开肉搏,大顺军不顾伤亡,把吴三桂部团团围住,血战至中午,双方均已疲惫,损失甚众。

来人正是吴三桂差来向清兵求援的使节――副总兵杨坤、游击郭云龙。

多尔衮见势,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精骑,乘风势、挥白旗,对阵直冲大顺军。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风渐止,疲惫的大顺军见清军骤至,猝不及防,阵脚渐乱,伤亡惨重。未尾申时初,李自成的大顺军溃败,刘宗敏中箭伤,大顺军死者数万;牛金星在北京未领军前来支援李自成,也是大顺军败战原因之一。

四月十五日晨六、七点钟,清军起程行进了五里左右,遇到了吴三桂差来向清兵求援的使节――副总兵杨?、游击郭云龙。多尔衮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召见这两个求援使者。二人向多尔衮呈交了吴三桂的信函。信上说:

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督战,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李自成见败局已定,急令余部且战且向永平方向撤退。当天,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作先导,一路追杀,直扑京城。

“我蒙先帝提拔,肩负辽东总兵的重任,王爷的威望,我是一直深慕的。但春秋之义,不能越境交往,所以很久没敢联系,作为臣子的情谊,谅王爷应该理解。如今我国以宁远孤立一方,命我放弃宁远,镇守山海关,从而镇守东部边疆、防卫京城。不想流寇攻打北京,由于人心不稳,奸党开门投降,先帝不幸身亡。如今贼首称帝号,抢掠妇女财物,罪恶之极,真是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怒,众叛亲离,马上就会失败。……各省宗室纷纷兴举义兵,山左江北,星罗棋布。我受国厚恩,不忍百姓遭难,据守边门。虽想兴师问罪,以安人心,但京东地小兵弱,特泣血求助。我们与你们通好二百余年,今我们遭国难,你们应有恻隐之心,而乱臣贼子也不是你们所能容忍的。除暴剪恶,拯救危难,救民水火,是大仁大义之事;兴灭迹绝,取威定霸,可得大名大功,何况流寇聚集了金帛子女无数,清军一到,都是王爷你的。王爷以盖世英雄的身分,在此关紧时刻,希望考虑我这个亡国孤臣的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我自率部直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我报答贵朝的决不是财帛,而将裂土以酬。……本应上书贵朝皇帝,但由于不知你们的礼节,所以只好请王爷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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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在这封信中,除了说明当时形势及一些客套话之外,主要表明他站在明王朝立场上请求清军支援的态度,还没有表示表示降清。其条件是与清军分治中原,或说“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再者请清军入喜峰口、龙井关,墙于岭诸处,分兵合击。吴三桂派出信使时是十三日,显然不知道农民军已起兵东征,或者还寄希望前去北京诈降的六个人能取得成功,因此并未请清军直奔山海关。也许,吴三桂也不希望清军占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此时还是希望清军“帮忙”之后仍撤归一隅。

当清军追至范家店,李自成杀吴襄以泄忿,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三十八口。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次日,李自成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前后仅四十二天。

多尔衮看了信,当然会感到意外。他没想到屡招不降、抗拒关宁的吴三桂会如此轻易向清军敞开大门,特别是吴三桂并不说投降,而且让清军另道入边,不赴山海,更使人有些怀疑。他对阿济格和多铎说:

在清军于1644年阳历6月6日进入北京之后,将都城从盛京迁往北京。

“莫非三桂知我南来,故意引我上钩?而且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不在小,是不是想乘胜攻辽?”

此战,李自成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准备,同时缺乏对清军骑兵作战的经验,终为清军所乘,精锐遭受重创,未能再起。清军乘势占领北京,取得全国政权。

于是他派学士詹霸、来衮赴锦州与郭云龙去山海关探听虚实,杨坤留在清军营中作人质。奇怪的是,为什么多尔衮出兵时未把操红衣大炮的汉军带在军中以备攻城之用,而此时才突然派人去召唤?是多尔衮以前并没有考虑攻打关内各城?还是多尔衮对吴三桂不放心。假如兵临城下,发现是诈,便可用大炮攻关?由于记载上的缺陷,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多尔衮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对吴三桂的真实用心仍然疑虑重重,不得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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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天策划商议,四月十六日,大兵启程向山海关进发,当日到西拉塔拉。多尔衮已写好给吴三桂的复信,叫人送去。信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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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向想与明朝修好,屡次写信,但明朝君臣不管国家受难,军民死亡,不曾有一言相答,所以我们三次进兵攻打,对明朝官吏表明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明朝皇帝考虑通好。如今我们不再这样做了,只要平定国家、于民休息而已。我听说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死,不胜发指。于是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不返,灭亡流贼,出民水火。到平西伯遣使来信之时,我很高兴,于是率兵前进。伯想报恩,与流贼不共戴天,当然是忠臣之义,所以尽管一向与我为敌,如今也不必因为以前的事存有什么疑虑。……如果率众来归,一定封以故土,升为藩王,一方面报了国仇,一方面克保身家,子孙万代,永享富贵。”

多尔衮这封信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一封招降书。他想让吴三桂明明白白地表示归顺,别想走第三条路。因此他根本不理会吴三桂提出的什么“裂土分封”条件,而是以一国之主的口气,用“封以故土,升为藩王”的条件招降吴三桂;而且没从中、西协入边,径直南下,直奔山海关而来。这一番书信来往,乃是多尔衮与吴三桂讨价还价的“外交”斗争的第一回合。

在这种即心怀疑虑,又还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情况下,多尔衮当然不会急速前进。四月二十日,即四天后,多尔衮以平均每天六十里的速度来到连山驿,这时候,李自成的大队人马已经来到山海关下。于是,吴三桂又派郭云龙和孙文焕来见多尔衮,递交了书信:

“接到王爷的来信,知大军已到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您帮助我们实在是为了我们先帝,我的感谢是微乎其微的。我按您的指教,立即派出精锐到山海关以西的紧要处,引诱贼寇速来。如今李贼亲率党羽驻扎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天意亡他。现在我已尽整精锐部队,希望看时机合适就出发,如果有幸王爷速率军队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京西可传檄平定。另外您的仁义之师,首重安民,发布的檄文非常合适,但更请大军秋毫无犯,这样百姓心服,财物、土地也可到手,什么事不能做成呢?”

这时吴三桂已得知农民军逼近山海关,也从郭云龙带回的多尔衮书信中得悉清方的要求,更清楚清军已直奔山海关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只得暂时放下一些具体的谈判条件,紧急要求清军入关。多尔衮见此书信,也就下定决心,立即日夜兼程,越过宁远,小驻沙河驿(中后所与前屯所之间,距连山一百五十里,距山海关一百里),而后继续出发。二十一日,清军尚离山海关十里之遥,但已隐约可闻关内炮号轰鸣,喊杀阵阵。多尔衮知道,这是农民军在与据守关城的吴三桂军交战。的确,历史上着名的山海关之战就在这天开始了!

三、石河西激战

历史上常把这次战役称为“一片石之战”,《明季北略》卷20即如此记载。但经考察,一片石在山海关外十里,而李自成与吴三桂及与清军的激战均发生在山海关内的石河西岸。有人认为石河西即一片石附近,实际上相离深甚远,一片石附近另有九门河,在那里只发生过一次战斗。

李自成仅仅比多尔衮早到山海关一日。实际上,四月十八日前后,农民军主力便已抵达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如果一天之内赶到关前大举攻城,那么多尔衮还在连山驿的时候就会听到吴三桂的败讯。但是,直到二十一日之前,农民军还未有所动作,虽然缺乏史料记载,我们还是可以想象,这是因为李自成仍抱有招抚吴三桂的幻想,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利用其父其主对其加以招降的缘故。另外,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产生了效果,有些书记载李自成在用唐通等招降失败后仍发给吴三桂犒金,而吴亦佯受,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无论如何,那六名假降代表一直被李自成带到山海关下,直到吴三桂假降露出破绽,他们企图于阵前逃脱,这才被李自成杀掉五个,一个跑掉,身上还中了三箭。这也说明李自成直到最后才识破吴三桂的诡计,但宝贵的战机却丧失了,山海关的地主士绅自己也说,“关城卒赖以完”。

山海关除县城以外,四面分别是东、西罗城和南、北翼城,起着拱卫县城的作用。其中除南翼城偏近大海以外,其他三城均为攻取整个关城的障碍。因此,李自成大军二十一日到山海关之后,立即调兵遣将,共计这三个城池。由于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所以两军首先在这里接触。吴三桂与高第首先在石河西布阵迎敌,两军对垒,自然是一番恶战。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杀到中午一点左右,历时四、五个钟头。农民军力战得胜,首先在西北角击退敌军,然后以数千骑兵飞驰过阵,至西罗城北侧,准备登城。眼看西罗城就要被农民军将士拿下,守城将领又以伪降来骗取农民军将领的信任,然后令偏将从北坡连贯而下,偷袭农民军,城上又同时用大炮轰击,里外夹攻,使农民军攻取西罗城的行动功败垂成。我们看到,在李自成东征的整个过程里,农民军竟几次因为敌人的诈降缓师而上当受骗,坐失良机。这不能用农民军质朴善良来为其开脱责任,应该说,大顺军领导人在吴三桂降而复叛之后,仍对招降他抱有幻想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遗憾的是,正是这种幻想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军自己的千秋大业!

“炮声如雷,矢急如雨”。双方苦战了大半日,直至下午时分,吴三桂开始支持不住了。就在他精疲力竭,精神处于崩溃之际,多尔衮抓住时机,突令清军出击。于是,清军三吹号角,呐喊三声,以白旗骑兵数万从吴三桂军右侧突入,“万马奔腾不可止”。农民军不畏强敌,仍然奋勇拼杀,刘宗敏勇冠三军,但亦中箭负伤。由于农民军已与吴三桂军相持了大半日,伤亡者较多,而且力气耗费甚大,因此无法抵挡一直作壁上观、养精蓄锐的清军。

况且清军此次南来,出动人马将近二十万,加上吴三桂、高第的“关宁五万众”,自然是“胡兵似倍于流贼”。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看,就是农民军初次作战,也不大可能占据上风。因为尽管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但其对手清军和关辽边兵也都是久经战阵,装备上相差不多,这就决定了农民军在这场战斗中难免失败的噩运。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当即下令撤退,清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出四十里开外,获得许多驼马和绸币。

如前所述,农民军山海关战败的因素是早已潜在了的:由于政策上的疏忽和战略上的欠妥,使招抚吴三桂军一同抗击清军的计划成为泡影;东征途中几度中计而失去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使农民军不能尽早消灭关上叛军、阻绝清军于关城之外;再加上战斗当中,清吴联军以多打少,战术得当,就更奠定了农民军的败局。但需要澄清的是,农民军东征并非一败涂地,他们在二十一日的攻城战中,在二十二日的围吴战斗中,都显示出他们英勇的斗志。

石河西一役,也并非像清代官书吹嘘自己战功时所说的:农民军“尸横遍野、丢盔弃甲、自相践踏”。因为农民军败退到永平时,还有数万兵马。山海关之战中死伤的人员中,又有很多“胁从以及近乡驱迫供粮之民”,但抛弃了许多器物当是事实。无论如何,多于多尔衮来说,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实现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积年夙愿奠定了基础;对于他个人来说,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对于他独尊摄政的地位当然是一次最有效的巩固。

夜幕又降临了,两天来一直震耳欲聋的炮声和呐喊声终于停息了。清军追击还师,在关内五里扎营,渐渐地也没有了声响。公元1644年山海关前这场生与死的搏杀就此落下了帷幕。

就在农民军与吴三桂主力在石河西激战的同时,另有几支农民军分队在攻打北翼城和东罗城,唐通等也率军赴一片石“出边立营”,意在截断吴军北逃之路。当时北翼城的守将是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面对农民军对此城的重点猛攻,他也拼命抵挡,几次打退农民军的攻击,但农民军为了“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这样,守城官军军心不稳,有些人企图作农民军的内应,使冷允登忙于“御寇防奸,内外兼顾”,城池看来即刻不保。东罗城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当时除吴三桂在石河西与农民军主力接战,北翼城为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所率官军驻守之外,西罗城与东罗城都是由山海关士绅马维熙、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协理”守城,据说东罗城当时“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显然也处在危急存亡之际。特别是入夜后,吴三桂与高第已将主力撤回城中,连十几里外屯驻的清军都听见“关上炮声,夜深不止”。到黎明时分,吴三桂见形势不妙,又知清军已到关外,赶忙亲自出关搬兵。就在这时,“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农民军蜂拥而上,冷允登率亲兵抵挡,眼看不能遏止农民军的进攻,幸得吴三桂一支援军到来,才保城池未失。不几时,清军大举入关,战争的形势便从此逆转。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距山海关十余里时,天色已经昏黑,多尔衮为了避免忙中出错,便下令顿兵不进,观察动静,同时前锋兵马已在一片石与唐通部交战,将其击溃。但多尔衮十分警惕,令将士夜间披甲戒严,并半夜移阵,前往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驻扎,“骈阗之声,四面踏至”,多尔衮亲驻欢喜岭上的威远台,静观形势的发展。这时,多尔衮心中还没有完全打消疑虑,便派使节到山海关去侦察,吴三桂也多次派人催请清军入关,据说“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其中吴三桂曾派山海关士绅余一元、冯祥聘、吕鸣章、曹敏时、程印古五人去见多尔衮,并让他们速去速回。多尔衮接见这五人时,“赐坐赐茶,款接和蔼”,与范文程一起说明了来意,使这些地主官绅感激涕零,认为“惶惶十数语,王言实大哉!”双方表示了相互信任之后,多尔衮便令范文程与这五人一齐到山海关城里“晓谕军民”,一方面以清军即刻便来鼓舞士气,一方面不外宣扬清军此来为崇祯发丧的目的,表示严守军纪,以安民心。这样一来,增强了守城者的斗志,为农民军迅速解决战斗增添了困难。

在双方使节多次交涉,山海关士绅又亲见了多尔衮的基础上,吴三桂决定亲自出城去见多尔衮,请他立即发兵。而多尔衮迟迟不行,到此时已不是对吴三桂有什么怀疑,而是双方谈判的条件还没有讲好。而形势对吴三桂越是急迫,就越有利于多尔衮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这天天刚蒙蒙亮,吴三桂强冒矢林弹雨,率数骑赴欢喜岭见多尔衮,与其进行了一场紧急谈判。谈判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估计他们是以扶明太子为帝,用裂土封疆酬谢清军的条件成交的。多尔衮十分高兴,立即与吴三桂对天盟誓,并与吴三桂约定:“让你手下的士兵都在肩膀上系块白布,不然都是汉人,我们就没法区分你的军队和农民军了,免得误杀。”并让吴三桂先走一步,与农民军进行决战,并答应清军随后就到。

二十一日晚,清军在一片石击溃了唐通的小部队,唐通即奔回关内,李自成自然也就知道了清军的到来。他昼夜环攻山海关城,就是为了抢在清军前面消灭吴三桂军。由于已知清军入关参战,农民军便在关内石河以西列阵,“北至山,南至海”,排成一字长蛇阵。而吴三桂先出迎战,英王阿济格率万骑入北水门,豫王多铎格率万骑入南水门,为吴三桂左右翼,多尔衮亲率主力部队从关中门进,并即赴石河西。这时,吴三桂已挥兵上阵,与农民军交手。这已是双方第二次交兵了,尽管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双方都有损伤,但谁都知道这一次战斗将决定双方的生死存亡,胜败自此一举,所以双方都投入了全部精锐,希望在战斗中获胜。

这真是一场恶战!这天,大风狂吹,尘土扬起来,遮天盖地,几乎对面不见人,根本谈不上整整齐齐地列阵交手。有些满族将领不仅急躁起来,像承势杀将过去,但被多尔衮止住。多尔衮对诸王大臣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越伍轻进,农民军力量很强,不是轻易打得败的。大家应各自努力,这一仗打胜了,大业就成了。”

然后他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这体现了多尔衮战术的高明之处。由于风卷黄沙,对面不见人,所以吴三桂军出农民军之不意,出现在农民军阵前。

李自成在庙冈上观战,见此情形,急令农民军包围吴军。霎时间,金鼓之声,呐喊之声传到百里之外。在农民军层层包围之下,吴三桂率军左冲右突,拼命死战,但农民军数量上胜于吴军,战斗力亦很强,因此步步紧逼,前仆后继。吴三桂军被围在核心,向左突围,便有农民军号旗向左指,使军队向左迎击;吴军向右冲击,号旗便向右挥,农民军又向右堵截,使吴三桂恰如瓮中之鳖,几无脱身之路,“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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